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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分享 | 春和景明 家给民足

文/郑艳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很多人喜欢的季节,万物萌发生机,人们终于可以和逐渐郁郁葱葱起来的大自然打声招呼了。一家老小总可以相携相伴,走到或许已经很久没沉浸其中的自然环境里,肆意地奔跑、玩耍,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了。

立春:挂春、赠春盘

立春是春季的第一个节气,属于夏历正月节令。《史记·天官书》有“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的说法,意思便是立春是一年四时的起点。由此可见,人们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经感知自然界春、夏、秋、冬轮回的规律,并确定春为四季之首。春天来临之际,草木萌动,立春是春季的开端,也是木气到来的时候,木气有孕育与润泽万物的作用。夏禹之时,草木秋冬并不凋零,被认为是木气旺盛的缘故,所以夏朝的服色崇尚青色。

立春,从公历二月四日前后开始算起,每五天为一候,共有三候:立春初五日,一候东风解冻。温暖和煦的东风吹来,大地开始解冻,自然万物在温煦之风的吹拂之下慢慢恢复生机,又开始展现再一次活跃起来的样子。立春又五日,二候蛰虫始振。立春再五日,入冬起蛰伏休眠的动物们仿佛嗅到了自然恢复生机的气息,开始慢慢苏醒,准备加入到这一年的热闹中来。立春后五日,三候鱼陟负冰。立春节气的最后五天,逐渐温暖起来的天气使得河里的冰开始慢慢融化,鱼儿们也就可以慢慢游到水面上来了,但是水面上还有些没融尽的碎冰,它们就像被鱼儿们背着一样漂浮。

 

春来街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红杏蒂,春燕舞随风势。

春幡细缕春缯,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撩乱,非干春梦无凭。

——(五代)欧阳炯《清平乐·春来街砌》

 

大好春光、大家闺秀,是不是每家每户都藏着这么一个春心萌动的姑娘,在春天到来之际,独守孤灯,憧憬着门外的世界、未来的时光。和煦的日光下,每每抬头看见风里扬起的春幡,便觉得春天来了,是不是自己的爱情也会随着到来呢?!

春幡是一种长条形的旗帜,常常挂在家家户户门前立起的竹竿上,用在人们的迎春仪式中。古时,春幡单用青色,是木气的代表。后来的立春日,人们也会用彩纸剪出各种春天的动、植物形象作为代替,比如春花、春柳、春凤、春燕等等,或是贴在门窗、屏风上,或是直接戴在头上,也称为“春幡”或“幡胜”“彩胜”,算是古代春幡的“变体”,但都是表达对于春天到来的欢迎。

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载曰:“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可见,女性立春佩戴彩胜的习俗最迟始于汉末魏晋的荆楚地区,这时的姑娘们主要钟情于春天的燕子,喜欢将彩纸剪成燕子的形状作为立春的头饰使用,而家家户户的门楣上多贴“宜春”二字,表达全家人对春天的欢迎。明代仍流行这种习俗,沈榜《宛署杂记》中记载有:“戴闹嚷嚷,以乌金纸为飞鹅、蝴蝶、蚂蚱之形,大如掌,小如钱,呼曰:闹嚷嚷。大小男女,各戴一枝于首中,贵人有插满头者。”闹嚷嚷,算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立春头饰,是用乌金纸裁成春天的小动物的形状,大小不一,有戴一枝的,有戴很多枝的,名曰“闹嚷嚷”,大概也取自春天动物们已经逐渐开始闹闹哄哄起来的意思了。

除了戴在头上的“幡胜”,同时流传下来的还有《荆楚岁时记》中所载的贴于门楣的“春帖”。后来,这样的习俗流入宋代宫廷,甚至产生了一种应用文体——帖子词:“帖子词源起于汉晋间立春日贴‘宜春’字风俗,并受桃符、宫词及君臣节日间奉和唱酬的影响。首创者为晏殊。”从只写“宜春”二字,扩展到写诗词迎春,算是文人参与岁时节令活动的一种拓展。老百姓们家家户户只贴“宜春”,而稍微有些墨水的人通过写作的方式表达对于春天的感情。宋时,立春、端午二节,学士院都会向宫中进献“帖子词”,剪贴于禁中门帐,供皇帝及后宫欣赏,而立春时进献的帖子词,被称为“春帖子”。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后,这一习俗曾经一度中止,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又恢复。可见,在以家为基础的国之上,人们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对于岁时节令的重视。元明时期,帖子词逐渐式微,直到清代又恢复:“每年立春之前,由军机大臣、南书房翰林等官员向皇帝进春帖子词。岁内立春者,在十日以前进,新岁立春者,在二十日以后进。所谓春帖子,系这些官员以黄色小折细书,或五言绝句,或七绝二首。届时交懋勤殿首领太监恭呈御览后,陈设乾清官西暖阁温室内案上。将旧岁春帖子词换出收贮懋勤殿。清初进春帖子几首无定数,至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才定为五言绝句一首,七绝二首。”据古代文体学研究者任竞泽探讨,帖子词的发展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太平盛世”是这一文体得以存在和繁荣的最重要因素;其二,这一文体得益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土壤的滋养。当然,帖子词这类文体孕育于岁时节令的家庭交际活动,后又成长于类似宫廷一类的狭窄空间,这样的环境限制了它的传承与发展,使它仅仅成为某个时期内岁时节令文化的一种体现,也仅仅盛行于某一种特定的“家”空间。

在更为普遍的“家”空间里,立春这一天最常见的习俗是亲朋好友之间馈送“春盘”,而所谓的“春盘”一般是将春季新鲜的蔬菜以及春饼等放于盘中,取迎春之意。民间的春盘多是以食用为主,人们也将享用春菜的过程称为“咬春”或“尝春”。

春盘是立春这一天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其源自汉魏的“五辛盘”——也就是在盘中放上五种带有辛辣味的蔬菜,作为凉菜食用。晋代周处《风土记》中记载:“元日造五辛盘。”《荆楚岁时记》注曰:“五辛,所以发五藏之气。”所谓的“五辛”,指的是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是也,是可以生发阳气的。而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又解释说:“五辛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义,谓之五辛盘。”这里将五辛菜的种类有所扩充,但是明确地解释了立春吃五辛盘的意义在于迎新。由以上两种解释可知,立春这天吃“五辛盘”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辛”与“新”谐音,象征着新的一年从春天开始了;一是吃这些“辛菜”,也包含着运行气血、发散邪气、助长阳气的积极作用。所以,立春日亲朋好友们互相馈送并食用“春盘”,正是顺应节气的饮食习俗,因此也被称为“咬春”,就是吃一些刚刚上市的、新鲜的野味,感受春天的气息。

春盘一类代表欢迎春天的吃食不仅供自家享用,也在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馈赠,算是交际礼俗的一个方面:

 

二日立春人七日,盘蔬饼饵逐时新。年方吉郑犹为少,家比刘韩未是贫。乡园节岁应堪重,亲故欢游莫厌频。试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见洛阳春。

——(唐)白居易《会昌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就像上面这首诗中写到的,立春过后紧接着的便是人日,自然值得好好庆祝一番。因此,互相馈送春盘、春饼的时候也少不得攀比,比新鲜、比贵重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春盘中几乎都是些最新鲜的绿色蔬菜,与春天的气息十分搭调。当然,也有家贫之人,可能认为一到节岁便互相赠送礼物这件事情是稍显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怎么能知道春天已经来了呢?!亲朋好友们用春盘互相赠送,最明显的涵义大概就是彼此告知一下:我们喜爱的春天来了,不要继续猫冬了!


元夕:逛花灯、旺香火

元夕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人们更习惯称为元宵节,时间为每年正月十五,大多数习俗都在户外进行,比如走桥、观灯等等。元宵节是一家人走出家门,庆祝节日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个节日随着春节而来,在更广的意义上,它也属于春节的节日时间里。

《万历野获编》“元夕放灯”条曾描绘了万历年间北京灯市的盛况:

 

自永乐七年己丑,至今上明年三十五年丁未,恰已一百九十九年,四海承平日久,辇下繁富百倍,外方灯市之盛,日新月异。诸司堂属,俱放假遨游,省署为空。……其时,南宫试士,大半鳞集,呼朋命伎,彻夜歌呼,无人诃诘。至若侯门戚里、贵主大,则又先期重价,各占灯楼。尺寸隙地,仅容旋马,价亦不赀。初至京师者,骇叹愕眙,正如宋汴京“春如红锦堆中过,人似青罗幕里行”,真太平佳话也。

 

每当举行灯市时,市楼装饰得美轮美奂,当时的富贵之家等先期已重价占据了地势和观赏条件比较好的灯楼,供亲眷观赏灯景。刚刚抵达京城的人们,看到如此繁华的情景,自然称誉其为“太平盛世”。也就是说,灯会的繁盛程度可以从一定意义上代表天下承平的现实状态,也是家国情怀的一种体现。

除了官方举办的灯会活动,民间还有其他与灯有关的习俗。根据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正月十三日民间便有散灯之俗:“家以小盏一百八枚,夜灯之,遍散井灶门户砧石,曰散灯也……富者灯四夕,贫者灯一夕止,又甚贫者无灯。”从正月十三开始,家家户户会准备一百零八盏小灯,夜晚分别摆放在门前、井口、灶上等等地方,富裕的家户会让灯燃烧很长时间,相对贫穷一点的家户燃灯的时间短些,当然更为贫穷的家户可能也就没有这样的习俗活动了。这些小灯的意义自然与家庭自我的护佑与祈福相关,可能也是元宵节的前延内容。而在北京乡村里正月十五的夜晚,有的满族人家要“蒸面灯”,用以预测来年的旱涝、冷暖。这种面灯一般是用荞麦面制作的十二盏小灯碗,在每个碗边标上月份,碗中放个黄豆,然后放在锅里蒸,出锅后哪个月碗中的黄豆胀大,就意味着那个月份涝,哪个月碗中的黄豆小则意味着旱,不大不小的就是风调雨顺。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元宵节祈福活动了。

元宵节期间,家中的女子们还有专有的习俗活动——走桥、摸钉,算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典型,但其中也饱含着组建新家庭、承续子嗣的深意,是为家家户户香火绵延不息的祈愿。传统中国的家庭与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比较低下,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可以说一生的命运都掌握在男性的手中,一般也不与外界人士接触,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因此,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或场合中才能够看见女性活动的场景,而这些特定的时间或场合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以后家的生活,走桥就是其中一个明清时比较流行的习俗活动:

 

 前门夜静月华开,市上女郎带醉回。敢怨儿夫弛夜禁,绣花裙子走桥来。

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病,谓之“走百病”。凡有桥处,相率以过,谓“走桥”。

——(明末清初)郭士璟《燕山竹枝》

 

“走桥”,又称“走百病”,一般是以祛疾、去病为主要目的的元宵节习俗。明代沈榜《宛署杂记》中对此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人持一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度厄之意。”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也有关于元宵节夜晚妇女走桥的记载:“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一人持香辟人,曰‘走百病’。凡有桥处,三五相率以过,谓之‘度厄’,俗传曰‘走桥’。”从以上这两则记载中可以知道,“走桥”其实就是在正月十五或是十六的晚上,一群女性朋友们在一名持香人的引领之下,相约游走于城内各处的桥梁,走过一座桥便意味着度过一次厄运,是她们祈祷少病少灾的一种习俗活动。

与走桥相连的活动还有摸门钉,沈榜在《宛署杂记》对这种活动也有记载:“暗中举手摸城门钉,摸中者,以为吉兆。是夜驰禁夜,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俱不闭,任民往来。厂卫校尉巡守达旦。”由此可见,摸门钉是明代京城老百姓们颇为热衷的一项民俗活动,为此京城几个城门都不关闭,任由人们进行此活动。虽然在这里的记述中,摸中门钉的意义只是吉兆而已,并没有具体说明所谓的吉兆是什么,但是由于在人们的思维与表达中,“钉”与“丁”同音,摸中门钉则可以预示家丁兴旺的意思,因此,女性朋友们在走桥祛灾的过程中都愿意在黑暗中再试着摸一摸城门的门钉,摸到了便是生子的吉兆,也为其今后的生活多少增添些福气。


二月二:引钱龙、占鳌头

作为节日的二月二,萌生于唐宋时期的南方区域,其内涵的节俗记载也多来自于南方。唐代诗人白居易《二月二日》诗中写道:“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比较生动地展现了洛阳二月二挑菜的盛况。写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述二月二这一天宫中有“挑菜”御宴活动,但是唐宋时文献所记载的这些地方“二月二”活动并没有和“龙抬头”联系在一起。

到了元明时期,北方的二月二有了新的内容——与龙有关。元代熊梦祥所撰《析津志》中载:“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这种习俗也被称为“引龙”。“引龙”也就是指在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用灰或谷糠撒在井的周围上(也有从河边开始撒的),蜿蜒成龙形,一直引回家中的房里,包含着浓厚的传统岁时节令文化内涵,意思是把福气带回家中。明代沈榜《宛署杂记》也记载有“二月引龙”,其注中有释曰:“宛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婉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这里是用石灰从家门外引至厨房,并围绕水缸一圈,也被称为“引龙回”,也就是把龙引回家里。在嘉靖年间纂修的《河间府志》《莱芜县志》《淄川县志》等地方志中也都有关于“引龙”的记载。后来,人们将灰撒在家里不同的地方,其中有着不同的寓意:撒在井边,便是“引龙回”,祈求一年风调雨顺;撒在门前,意为“拦门辟灾”;撒在墙角,意为“辟除百虫”。

除了引龙回,二月二日还是人们驱除虫蚁的时候。比如,明代沈榜《宛署杂记》中有人们“用面摊煎饼,燻床炕令百虫不生”的记载,说明这一天的节日饮食是煎饼,而节俗还包括燻床炕,目的就是祛除虫蚁。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也写到:“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馀饼,薰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首先,旧时的人们认为龙出则百虫伏藏,而同时进行燻床的习俗也是为了防止害虫生灾,确保五谷丰登。二月二,春耕将始之时,人们敬龙并把龙引到自己的家中,盼望的自然是这一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旧时的北京,“二月二”还有一项独特的民俗活动——“独占鳌头”,“京味文学”作家刘一达曾撰文回忆过他小时候的“二月二”:

 

这一天,大人和孩子要很早就起床。小孩早晨起来睁开眼后,要在枕头上磕三个头,同时要说三遍:“二月二,龙抬头。”这种“仪式”,我小的时候还赶上了。

那会儿还很小,并不懂什么是春龙,但母亲到了这天,一定要我早起,而且要我在枕头上磕头。

母亲说:“这一天给龙磕头,将来长大就能仰起头来做人。”仰起头做人,就是堂堂正正做人,不会受人欺负的意思。

在枕头上磕了头之后,孩子们要赶紧拿课本念书,或者写字。

为什么要赶紧呢?因为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太阳一出来就不灵了。按民俗的说法,这叫“独占鳌头”。所谓的“独占鳌头”,也就是在考试时得第一名呗。

 

龙抬头的日子,孩子们给龙磕头,长大后便可以昂首做人,这是对孩子未来人品和道德的一种期盼;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念书或是写字,考试成绩会好,这是对孩子学业及未来事业的一种期盼。


惊蛰:蛰虫起,民生动

惊动万物,蛰虫皆起,这便是惊蛰的涵义。惊蛰之前,很多动物冬藏伏土、不饮不食,一旦到了惊蛰,冬眠的动物们开始惊醒,意味着生机勃勃的春天到了。惊蛰过后,家里的日子也要更加忙起来了。

俗谚曰:一雷惊蛰始,渐多的雷声预示着春天渐渐行进的脚步。旧时,人们相信有专门管理打雷的神——人们称之为“雷神”,而惊蛰时节的雷越来越多,人们便会在惊蛰这一天祭祀雷神,以祈求一年的农耕生活顺顺利利。

《周礼·韗人》说:“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韗人,也就是古代负责制造皮鼓的工匠,他们造鼓时一定要在惊蛰这天蒙上鼓皮,大概就是由于惊蛰这天雷声渐起,可以让鼓更响。传说,早期雷神的形象就是人头龙身的怪物,敲打它的肚子会发出雷声,也有传说雷神名叫“夔”,曾与黄帝大战,战败后其皮便被做成了鼓。后来,人们对雷神的形象有着各种各样的描述:《酉阳杂俎》说其“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啮之”;《搜神记》说其“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寸余,状似六畜,头似猕猴”。总之,雷神的形象并不是十分固定,可见其不真实性,但是这并不能阻碍人们对他功利性的信仰。

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惊蛰这天一般会打雷,人们便认为是雷神在天庭敲击天鼓发出的声音,于是民间也会利用这个时间蒙鼓皮,以顺应天时。后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家家户户都会贴上雷神的画像,摆上供品祭祀,或者直接去庙里烧香祭拜。

在客家人心中,雷神的地位更加崇高。客家有俗谚云“天上雷公,地下舅公”,说的就是天上的雷神和人间的舅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虽然很难在客家地区找到专门的雷神庙,但是客家地区各种各样的庙观里却几乎都能看到雷神的供像。尤其是在惊蛰这天,客家人会专门祭祀雷公,以祈求一年人畜平安。

很多地方还有着非常有特色的惊蛰习俗。比如,在山西祁县,民间有一则代代相传的故事:晋商渠家先祖渠济,是山西上党长子县人,明洪武初年,他曾带着信、义两个儿子,用上党的潞麻与梨倒换祁县的粗布与红枣,从中赢利,后有了积蓄便在祁县定居下来。清雍正年间,渠家十四世渠百川决定走西口经商,当天正是惊蛰之日,他的父亲拿出一个梨来让他吃下,并且嘱咐道:先祖贩梨,历经艰辛,创下基业。今日起你要走西口,吃梨为的是不忘先祖,努力奋斗。后来,渠百川经商致富,将开设的字号取名为“长源厚”,寓意源远流长、千秋厚业。从此,走西口者纷纷仿效渠百川惊蛰日吃梨,有“离家”之意,亦有“努力”之愿。如今,山西一带仍然流传着“惊蛰吃了梨,一年都精神”的民谚。

春天到了,人们开始了忙碌的生活,为这一年个人和家庭的丰收播下希望的种子,并努力地耕耘着。如果把自然看作是与人一样的生命体,春天大概算是这个生命的孩提时代,有意无意之间总是展现着最蓬勃的活力,是最能给家带来动力和生机的季节,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与春天万物重新开始用力生长一起,人们用尽全力生活的样子也成为春天最美丽的风景。

 

作者介绍:

郑艳: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理事、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