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书对当代家庭文化建设的启示
车 凤
摘要： 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和现实层面上对于个体、家庭、社会和国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作为近代思想家、教育家的梁启超，对于传统家文化进行了融汇中西的返本开新，构建了独到而成功的中国人的家文化，并集中体现在其400余封家书中，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梁启超家书的内容、风格及深刻思想性和教育智慧对当今的家文化建设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家书 家风 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落实在生命意义上，集中表现为对于生命之连续性的高度重视。家庭，从古至今，对每个中国人都意义非凡。自先秦开始，古人就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最高追求和自我完善路径。中华家文化延续两千多年，对社会和个体都产生了广泛和深刻影响，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了较大冲击。一大批新锐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家庭家族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西方的家庭文化推崇备至。然而，作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梁启超却对传统家文化进行了趋利避害和返本开新，获得“史上最成功的父亲”的美誉，九个儿女个个成才，文理工兼备，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他融汇古今、兼容中西的独特风格不仅在其治学和处事中得以贯彻，更塑造了梁家的家文化，并集中体现在他给儿女的400多封家书中。时至今日，当新时代的家文化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和任务，梁启超家书中呈现的家风和家文化鲜明特质依然可以为当下的中国家文化建设提供诸多深刻的启发与教益。
一、梁启超家书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报刊评论家、书法家，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作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他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领导了清末的“戊戌变法”运动，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正处在中国社会演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漩涡中。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在精神理念上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巴金的《家》《春》《秋》，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发现了关于家庭的文化传统中许多负面内容。吴虞、周建人、顾诚吾等人，批判中国传统家庭家族制度的弊端。
梁启超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的身上呈现出东西文化交融的特点。在他看来，现代的平等自由与传统道德的修为并不矛盾。一方面他重视家庭和子女，天伦之乐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继承了义理、名节等传统家风家教的精神，十分注重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教育。另一方面，他又身处西风东渐的历史时代，西方近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尊重等价值观念又令他眼界开阔，立志开启民智，培育新人。他的家庭文化构建及其实践是中国现代家庭历史的一笔财富，“德性”与“智性”并重，东方与西方交融、互补、优化。
他早年投身政治，与家人聚少离多，1910到1930年代，又把子女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送往国外学习，因此书信来往成了梁家人交流思想感情的主要方式。受惠于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梁启超为子女写了400余封家书，成为梁启超塑造家风、关爱教导子女的主要途径。
无论是投身于时局政治时，还是专注于著书立说时，抑或受到疾病困扰不得不住院治疗时，他的家书从未中断。他的家书情感真挚、有时活泼风趣，有时郑重其事，与子女谈学业、谈生活、谈爱好兴趣、谈婚恋观念、谈职业选择……家书中呈现了中国传统的立身之道和西方思想价值观融会贯通影响下的家文化思想，梁启超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让子女看到父亲为人处世的方法与态度，虽然更多采用平等交流的方式，但并不失去代际之间的伦理位置，可谓传统家教与现代家教结合的典范。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家文化的建构中，“本”自然在于父母。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了政治上的失意、丧妻的痛苦、病痛的折磨，但他依旧坦然、无畏地面对一切，秉持儒家传统中的“修己安人”思想，做子女最好的榜样。在家书中，他毫不回避自己的病症，甚至借此教育孩子们豁达乐观的心态。“你们几时看到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行的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狠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作为父亲，他不仅言传，更加身教，他对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这种光明和坦荡，真诚和勇敢，成就了成己达人、修己安人的家文化，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本身就是对子女最好的示范。
二、当代家庭文化建设的提升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用良好家教家风涵育道德品行”，民法典确立“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原则规定，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国妇联常态化开展寻找“最美家庭”、五好家庭创建等活动，家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当代家庭文化建设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父亲角色的家庭事务参与度。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说：“父亲代表着人类存在的另一极，那就是思想境界的世界，科学技术的世界，法律秩序的世界，阅历和冒险的世界等。父亲是教养儿童，向儿童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1〕2017年12月26日，《家庭亲子陪伴白皮书》调查显示，55.8%的家庭中，日常陪伴孩子的都是母亲。父亲陪伴较多或父母陪伴一样多的家庭仅占12.6%和16.5%。很多父亲主要是用教育资金投入的方式参与子女教育，对于家人和子女的陪伴仍有提升空间。
家庭的认识格局与教育期待。马克思曾提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2]相应地，家文化建设从终极意义上也要以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目前，有些学校对学生的评价仍以分数为标尺，青少年的自我期许和父母的期许多半在于较高的教育期待，直接关乎升学和就业，最终的目标是成为社会精英，但对孩子家庭和社会责任感的引导仍有一定欠缺。
磨砺意识和家庭美育。古语有言，“玉不琢，不成器。”苏轼在《晁错论》里也讲“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健康的家文化建构，一定包含对孩子的磨砺意识，同时父母又提供一定的心理援助。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文化课学习和技能培养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有时会忽略孩子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的培养。另一方面，蔡元培先生提出：“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当前阶段，许多家庭对于艺术和审美教育的重视仍有不足。
三、梁启超家书对于当代家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审时度势，在家文化的构建中以儒家文化为底色，为子女浸润其心；用西方理念为补益，为子女开阔视野。虽百年已过，梁氏的家文化和教育理念不落后于今日时代，在以下方面对当代家文化建设仍具有很大启发意义：
1，父亲角色对家文化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由于男女分工和社会定位的不同，传统的中国家庭和家族往往由父权主导，父亲的德行、身份和性格直接决定了一个家庭的成败兴衰，直接影响子孙的人生道路和选择。梁启超19岁结婚，23岁时就发表了《论发学》《论幼学》等论文，他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了要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给予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启发为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作为父亲，梁启超的家书打破了中国家书的传统，对子女在“规劝”“励志”之外，树立了“谈心”“抒怀”和“思念”的新典型。在书信中，他直抒胸臆，表达对孩子们的爱与思念，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向他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这些书信中没有疾言厉色的训斥，没有居高临下的口吻，更没有顽固不化的面孔。正是这样的父亲特质，塑造了梁氏独到的家文化，对九个子女产生了终生的深刻影响。
2，在国家和社会的视域下进行家文化构建。
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梁启超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曾与老师康有为等人一起联合发动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也担任过熊希龄内阁之司法总长。梁启超的家书中总是透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的修齐治平实践也决定了其家文化构建总是在国家和社会的视域下进行的。在1919年12月2日致思顺的家书中，梁启超写道：“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3]他也常告诫其他子女，“人生在世，必须要对家庭、社会、国家以及自己尽到应尽的责任”。在《最苦与最乐》一文中，梁启超从最苦和最乐两方面来谈人生的责任，说“尽得大的责任，就得大快乐；尽得小的责任，就得小快乐。”正因有这样的格局和情怀，梁家儿女心怀家国，乐于奉献，即便9人中有7人留学海外，皆学有所成，无一例外都回到祖国。
3，超功利化的以人为本是家文化的灵魂。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相应地，一个家庭的整体价值观趋于功利时，必然会忽略后辈真正的内心需求，将功名利禄放在首位。梁启超给子女的信中，多次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学习只要用功了就可以，不必过于关注结果。梁思庄刚到国外学习，一时无法适应，梁启超在信中写道:“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1916年6月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说“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1927年2月致思成的家书中，他说“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作甚？着急他作甚？”对于思成来信困惑于所学专业的有用与无用时，梁启超反问：“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4]正是因为反对将做官视为求学目的，主张应以学问本身为目的，梁启超要求子女“学而优不仕”。这种超乎功利、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可谓梁氏家文化的灵魂所在。
4，不畏磨砺，永远乐观的家文化。
梁启超反对娇惯溺爱子女，他在信中对子女们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1923年，梁思成留学前夕遭遇车祸，左腿被撞断，他焦虑地向父亲倾诉，梁启超反倒说他平时太顺了，所以老天给他一个小挫折，是磨炼性格的好机会，并要求儿子趁机补修国学。致思顺的信中，他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能在困苦中求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为了预防子女因悲观而堕落，他告诫他们：“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该往吃苦的路上走。”梁思成学成归国时原本可以去清华大学，可梁启超认为，在清华大学工作比较舒适安逸，担心消磨志气，所以写信建议他去东北大学工作，说这才是思成磨炼自己、成就一番事业的真正机会。
5，真正对孩子的尊重，重视沟通，有效沟通。
梁启超堪称亲子交流的典范。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发出，就开始写下一封。信中除了嘘寒问暖以外，他还不厌其详地与儿女们谈论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的所思所感，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甚至还不时夹杂着诙谐的玩笑。
他言语平和，情真意切。即使孩子已经成年，仍称呼他们为“宝贝”，对孩子的婚姻，他自认找到了最好的方式，帮他们考察和推荐人选，但最终仍是尊重子女自己的想法。对子女的专业和前途，他也充分交流，充分尊重。如“关于思成毕业后的立身，我近来几个月颇有点盘算……不过提出这个意见备你们参考罢了。”又如思庄留学美国，因为孩子中学习自然科学的较少，梁启超本希望女儿能学生物学，但思庄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还是不感兴趣。听闻此消息，梁启超反而写信安慰她，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后来思庄成为了一代图书馆学家。
6，对审美趣味等精神层面需求的重视。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家”是距离中国人最为切近的、饱含情感的精神实质，好的家文化，必然会承载起子女生命精神建构的使命。梁启超将“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提到很高的地位，他说：“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同时，他也是典型的“趣味主义”实践者，即使身处云谲波诡的动荡时代，依然把个人和家庭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梁启超以音乐、美术、文学三件法宝来培养子女的兴趣爱好和文学艺术审美。他曾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如果子女有自我兴趣爱好，他总会鼓励他们锲而不舍走下去，还建议思庄在专业知识外还要学音乐、文学、美术等可以增加修养、增强趣味的知识。给子女的家书中，不难发现他最经常送给孩子的礼物和奖品是书籍，给思顺的多封家书中谈到赠其《东坡集》《韩柳合集》，并谈到奖给梁思成“四书”之事。
结语
“家”是中国文化意义与价值的发源地，是无数中国人的精神归属。百年已过，经典永恒。梁启超的家书、家风、家文化，是当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让人们可以重新看到家文化的美好和丰富，给个体生命以爱护和保障，给国家和民族以未来和希望，让我们在自然血亲之外，对“家”充满真正的敬意与感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要构建新时代的家文化，既不照抄照搬历史上的家文化，也不全盘复制西方的家文化，而是要汲取中国历代家文化精华，吸纳世界各民族文明成果，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实现家文化的返本开新。
参考文献：
［1］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0.
［3］梁启超.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227
［4］同上，424页
车凤：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