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谁寄锦书来——传统夫妻通信与家庭伦理的变迁

王立刚

摘要：不同时代的夫妻通信反映了所属时代的夫妻关系和家庭伦理特点。自汉代以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夫妻通信反映了较为真挚、自然的夫妻感情，但清代士大夫群体的夫妻通信中反映出一些刻意维持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做法，显示出了相对沉闷的夫妻关系。清代士大夫群体夫妻关系模式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特点有紧密关系。传统家庭不只是生活体，而且是生产体，相当于现代意义上“家庭”和“公司”的合体，所以家庭组建和分裂面临巨大成本，为了维持家庭关系的问题，具有“骨肉”关系的父子关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当代社会已经逐渐脱离传统小农生产模式，应该吸收传统夫妻关系中优秀的成分，逐渐建立适应工业化、城市化时代的夫妻关系。

关键词：家庭伦理；夫妻关系；夫妻家书（通信）；

良好的夫妻关系以顺畅的信息沟通，良好的情感交流为基础。在信息化时代，夫妻交流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丰富；而在传统社会，当两人分处两地时，书信是唯一可以用来直接向对方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的途径，因此，古人用“家书抵万金”来表达家书的重要性。古代有许多书信保存至今，书信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家书中，夫妻间的通信是十分重要的一类。夫妻通信不是夫妻沟通的全部，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不同时代夫妻沟通的模式，不同时代家庭生活的面貌，也反映着中国家庭伦理的变迁，有不少内容可以引发对当代夫妻关系、家庭伦理的反思。

一、清代士大夫群体中的夫妻通信反映的夫妻关系模式

晚清以来，曾国藩家书逐渐获得广泛传播，成为家书文化中的典范，对近代以来家书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国藩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做官，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翰林院工作时开始，曾国藩平均每年都要写几十封家书。到临终前，曾国藩留下了上千封家书，这些家书大部分是曾国藩写给父亲、儿子、弟弟的，后人关注曾国藩家书，主要也是关注这部分家书。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有几封是与妻子之间的通信，在他所有家书中显得十分特别。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在北方主持军务，他写了一封信给妻子。

欧阳夫人左右：

接纪泽儿各禀，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体气康健，至以为慰。

余自八月以后，屡疏请告假开缺，幸蒙圣恩准交卸钦差大臣关防，尚令回江督本任。

余病难于见客，难于阅文，不能复胜江督繁剧之任，仍当再三疏辞。但受恩深重，不忍遽请离营，即在周口养病，少泉（李鸿章）接办。

如军务日有起色，余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久享山林之福，则恐不能。然办捻无功，钦差交出，而恩眷仍不甚衰，已大幸矣。

这一年，曾国藩55岁，他的夫人欧阳氏50岁。自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曾国藩创立湘军，带兵出外打仗，他们夫妻便开始两地分居，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在一起的。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占南京，曾国藩开始将妻子、孩子接到南京两江总督府生活。约两年后，曾国藩全家告别南京，曾国藩北上，妻子、孩子回湖南老家。十多年来，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写信给妻子。在那个时代，书信是异地两人能直接沟通信息、联络情感的唯一途径，尽管这样，曾国藩也没有给他的妻子写过很多信。

在上边这封信里，曾国藩表示：知道了全家平安到家，夫人身体健康的消息，十分欣慰。随后，他简单聊了自己的工作以及身体状态，北上“剿捻”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年老体衰，朝廷已经同意他回南京任两江总督，“剿捻”事务由李鸿章接任。也许曾国藩想要表达一些对妻子的思念，但他只留给妻子这样一句话：“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

第二年，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初五，曾国藩从北方回到了南京继续担任两江总督，他又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欧阳夫人左右：

自余回金陵（今南京）后，诸事顺遂。唯天气亢旱，虽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两次甘雨，稻田尚不能栽插，深以为虑。

科一（即曾国过次子曾纪鸿，曾国藩把家族后代按照“科甲鼎盛”四个字进行排列，分别取了“科一”“科三”“甲一”这样的小名）出痘，非常危险，幸祖宗神灵庇佑，现已痊愈，发体（身体变化）变一结实模样。十五日（出痘）满两个月后，即当遣之回家，计六月中旬可以抵湘。如体气日旺，七月中旬赴省乡试（科举考试）可也。

余精力日衰，总难多见人客。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癸运，即不吉利。余亦不愿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东来。

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

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余身体安好如常，唯眼蒙日甚，说话多则舌头蹇涩，左牙疼甚，而不甚动摇，不至遽脱，堪以告慰。

顺问

近好。

这封信的内容分为几个部分，先是聊了天气，随后说了几个孩子的身体情况，然后说自己不再接家眷来南京了，希望家里人不要因为自己做了高官，就不再勤俭过日子。这些内容是曾国藩写信给自己的弟弟、儿子等人时经常提到的。

之前，曾国藩的欧阳夫人曾给曾国藩写过一次简短的回信。

妾欧阳氏敬禀父子大人福座：

刘得一到家，接到所赐丸药、折扇等件，知目疾尚不十分碍事，欣喜之至。服丸药甚相安，然妾近日身体颇好，再做一丹亦不甚易，应留自用。家中各宅平安，诸事泽儿（即曾国藩章子曾纪泽）信中想写得详晰。

即请福安。

妾谨呈。

在这封信中，欧阳夫人表示，收到了曾国藩邮寄回来的礼物，知道曾国藩眼睛的疾病没有那么严重。此外，欧阳夫人表示自己的身体还好，不用曾国藩再邮寄药丸了，药丸很珍贵，让曾国藩自己留着用。欧阳夫人把汇报家庭情况的责任交给了他的儿子曾纪泽，所以自己在信中没有多写，十分简略。唯一的情绪流露便是欣喜丈夫目疾并不严重。

以上三封信是曾国藩与妻子之间保存至今的几封信，两人虽曾长期分居，但再无其他书信。

清代末年，曾国藩是著名儒家学者，门生故吏遍天下，可以说是社会文化的倡导者，也是许多人眼里的道德楷模，他的家庭伦理观念代表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群体的基本认识。曾国藩的夫人出身书香世家，从上文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欧阳夫人粗通文墨，至少能写出通顺的家书，表达清晰通顺。可以说，曾国藩和他的夫人有充足的条件写信给对方，但他们之间只留下了上述几封信，信的内容也相对比较单薄。也就是说，在他们在长期分处异地时，即使有条件，也没有真正向对方表达过任何相思之情。这可能是当时士大夫群体夫妻之间普遍存在的情况。

若只从当代家庭伦理角度来看，曾国藩夫妻之间的通信显得过少，甚至可以说显得不够“正常”。当然，曾国藩家书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许多人治家的典范，在当时是中国士大夫群体家庭文化的典范。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评价曾国藩治家思想的功过是非，而只是以其夫妻之间通信为例，说明中国当时士大夫群体家庭文化中的一些现象及背后的价值基础，并以此反思当代夫妻关系的一些问题。

从当代家庭伦理角度来看，曾国藩夫妻之间的通信频次和通信内容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群体夫妻关系的一些特点。

第一，将父子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作为家庭伦理主轴。明清时期，我国士大夫群体的家庭至少在表面上会将父子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而将夫妻关系作为次要的家庭关系。自汉代以后出现的“三纲”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其中两“纲”，但在这两“纲”中，父子则要优先于夫妻。

第二，夫妻之间即使有机会交流，也不进行感情的交流，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清代的通信条件并不发达，但曾国藩家庭是有条件进行书信联系的，曾国藩在各个时期都有足够的条件写信给妻子，他的妻子也有条件写信给曾国藩，但两人之间通信极少。

第三，夫妻的情感交流十分有限，而且十分含蓄。夫妻之间有限的交流只局限于孩子、身体健康、工作变化这些基本生活信息，极少表露自己的情感，即使表露也十分隐晦，比如曾国藩为了向妻子表达想念，只能说一句诸如“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这样的话，至少在表面上做到了“省墓”，即维护的是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是父子关系的附庸。

作为当代读者，自然可以感受到，假如将上述几个特点放在当代，以这些特点为基础形成的夫妻关系会十分令人窒息。从当代一些家庭内的夫妻关系问题来看，也不外乎是因为上述几方面原因：缺乏感情交流，情感表达过于不顺畅；代际关系过度干扰夫妻关系，夫妻没有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明清时期士大夫群体中的这种不正常的夫妻关系影响到了中国家庭文化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当代一些夫妻关系问题的文化源头。

二、清代士大夫群体夫妻关系模式的思想渊源及经济背景

清代士大夫群体的夫妻关系模式与当时的伦理思潮有紧密的关系。比如，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朱伯庐《治家格言》中这样定位父子关系与夫妻关系：“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按照《治家格言》中的说法，在家庭关系中，父子关系是“骨肉”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而夫妻关系不是血缘关系，不能因“听妇言”而违背了“骨肉”关系。

在家庭生活中，当时的思想家们为什么要让夫妻关系让位于父子关系呢？一位清代士人石成金给出了相对“赤裸裸”的理由：“要知道妻子是后来的人，况人若失了妻子，还能有个妻子，伤了父母，哪里再得个父母。”石成金认为，在家庭关系中，妻子是随时可以换的，而父母是没法换的，所以，当父子关系/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面临选择时，要优先选择父子关系/亲子关系，宁可伤了妻子，也不能伤了父母，即父子关系/亲子关系的重要性高于夫妻关系。实际上，先秦时期的《左传》中也有站在女性角度的类似说法：“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传·桓公十五年》）其中的逻辑是一致的。

从现代家庭伦理来看，将夫妻关系作为次要于父子关系/亲子关系的关系，或将夫妻关系作为父子关系/亲子关系的附庸，均会给夫妻关系带来极大负面影响，是诸多家庭矛盾的根源。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思想家们似乎普遍将父子关系放在夫妻关系的前边。这从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诸多文献中可以看到。

《中庸》中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孟子·滕文公上》中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礼记·礼运》中说：“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

《淮南子·泰族训》：“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

上述几种文献在汉代以后广泛流传，是中国古代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在这些文献中，夫妻关系均位于父子关系之后。在《礼记·礼运》中，夫妻关系甚至位于兄弟关系的后边。《礼记·郊特牲》中甚至这样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句话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三从”的源头。

战国后期，法家思想著作《韩非子》中说：“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按照《韩非子》中的看法，夫妻关系随时可以解除，因此无法与“骨肉”关系相提并论。《韩非子》中的这些话可能正是朱伯庐《治家格言》中有关说法的思想来源。

实际上，早期中国文化中也有优先考虑夫妻关系的论述。《周易》中有这样的论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周易》认为，夫妻关系本于男女关系，是一种源自自然的人伦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以及社会礼仪，都是在男女关系、夫妻关系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毕竟，所谓夫妻实际上往往也会是某些孩子的父母，如果没有夫妻，就不会有孩子，就谈不上父子关系。《周易》中的观点在后来中国文化发展中也曾有人提及，比如《史记·外戚世家》：“《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lí）降（尧女嫁舜），《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但是总的来看，《周易》中的看法在后来没有成为主流，《史记》中的这段话也只是在《外戚列传》的开篇有所提及，而《中庸》《孟子》《礼记》等文献中将夫妻关系放置于父子关系之后的做法才是主流。

为什么自战国时期开始，中国的思想家们纷纷将夫妻关系放置在父子关系之后呢？这可能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变革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到战国时期，已经走过了很漫长的农业发展历程。在更早的时候，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群体，因为在缺乏高效劳动工具的情况下，一个人每年能开垦的耕地有限，粮食产量有限，一个农民无法通过只从事农业活动养活自己和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没有独立的地位，农业生产是集体进行的，这种集体化的农业劳动在《诗经》中有所体现。直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运用，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平均每个人每年可开垦的土地数量大幅度增加，农业生产力也大幅度提高，农业开始成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

在这一背景下，农民家庭开始成为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单元，他们能基本独立的从事经济生产，维持生存。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种独立的群体，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阶层。

这种以“小农家庭”为单元的生产模式，形成了战国之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重要差异。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往往是分开的，家庭是饮食起居的生活场所，却不是从事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场所。现代社会里，某个人同时有两种身份，一种身份是某个家庭的成员，这个身份不创造物质财富；另一个身份则是家庭之外某个机构中的成员，以社会属性存在，以分工合作，创造物质财富为主要目标。传统社会则不是这样，对于每个人来说，家庭不仅是生活所在地，也是生产劳动所在地，家庭身份就是生产劳动中的身份，一个人从小在家庭中长大，长大后又与家族成员一起参加劳动、创造财富。

可以说，传统时代的家庭，一个个家庭不只是一个个生活单元，而且是一个个维持经济运行的“公司”。家庭成员之间，一起生活，也一起劳动；既是家庭关系，也是劳动关系；是家庭成员，也是同事。组建家庭，不只是建立人伦关系，而且意味着“找一份工作，维持生存”。维持一个家庭，不只是维持一个人的伦理关系，更重要是维持一个人的生存。失去家庭，不只是没有了家庭伦理关系，而且意味着工作上“下岗”了。这意味着，传统家庭的组建和分离比现代家庭的代价要大，因此，战国以后的中国思想家才会“赤裸裸”的表示，夫妻关系没有“骨肉”关系更亲密，夫妻关系随时可以更换，但父子关系是永远无法更换的。把家庭想象为一个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公司”，以父子关系作为这个“公司”的主轴会更稳定，更有助于财富的积累和传承。

正因为此，在明清时期，像曾国藩这样的士大夫家庭，尽管大多已经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表面上仍坚持将父子关系优先于夫妻关系，这是农业时代家庭关系稳定延续的重要保障。

三、清代基层社会的夫妻通信

以曾国藩夫妻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夫妻关系可能存在着一种“刻意”为之的情况，不能代表明清时期所有夫妻关系的状况。与士大夫群体不同，清代基层社会的夫妻通信表现出了当时社会夫妻之间更为复杂、更为真实，也似乎更为“正常”的一面。

当代学者王振忠教授一直致力于徽州文书的研究，他在徽州文书中发现了一封古代徽州的一位妻子写给远方丈夫的信。这封信大概是清代时期所写。为了更加清楚呈现当时基层社会夫妻通信的情况，现将该信全文呈现如下：

信奉良人知之：

常言俗语，无文且喜，二大人康泰，儿女安宁。前接来银十两，猪油拾斤，欠账零零碎碎，算来不够还人。

所闻你在外娶妾，如何大胆糊[胡]行？年纪有了四十，也须灭了火性，思前我待你恩情。如果有了此事，星夜赶到店中，骂一声“狐狸精贱人”，看你如何做人？且问你为何停妻再娶，吵闹不得安宁。倘若无有此事，限你四月回程，家计现在逼迫，为何又娶妖精？我今旧病发作，险遭一命归阴，幸门[蒙]祖宗保佑。

又许一个愿心：来家杭州经过，多带几把金银，头脚鞋面多要，头油也要几斤，大女儿胭脂花粉，二女儿要丝带头绳，细儿无有暖帽，衣裳多不合身，有庆裤袜旧破，荷花亦无单裙。我也不要别物，只是虚亏，要吃人参。

叫船须当赶快，不可沿途搭人，富阳、桐芦[庐]经过，七里龙[泷]也要小心，到了严州加纤，水路更要赶行。船上出恭仔细，夜间火烛小心。路上冷物少吃，尤恐吃了坏人。平安到了梁下，千万不可步行，雇轿抬到家里，铺盖交与足人。你要恋新弃旧，吵闹你不得安宁。此信须当紧记，四月即要回程。寒暑自宜保重，此信寄与夫君，管城难尽，余容面陈。

这封信大致内容如下：

俗话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家中父母都好，儿女都好。接到你邮寄来的十两银子，还有十斤猪油，要用来还账，算起来还不够。

听说你在外边找了一位小妾，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了？都已经年过四十了，你最好还是收敛一下，多想想以前我对你的恩情。如果你真的找了小妾，说不定哪天我会突然到你那里大闹，我会对着小妾大骂“狐狸精，贱人”，到时候看你怎么做人。大家都会质问你为什么不要现在的妻子了，肯定吵到你不得安宁为止。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限你四月份以前能回来。现在家里条件这么差，你竟然还有钱娶狐狸精。我现在身体不好，又生病了，差点死了，幸亏祖宗保佑，才躲过一劫。

还有事情需要你做，你回来的时候多带点钱，路过杭州时往家里买点东西，尤其多买点头上、脚上用的布料，头油也买几斤，还有大女儿的胭脂花粉，小女儿的头饰，儿子冬天戴的帽子。现在孩子们的衣服都不合身了，有庆的裤子都破了，荷花没有夏天的裙子。我自己没什么，就是身体不好，需要吃人参。

再叮嘱你一下，最好雇专门的快船，一路不停的那种，从富阳、桐庐那走最近，到七里泷那要小心，到了严州之后的一段需要纤夫来拉船，要尽快赶路。你在船上上厕所要小心，别掉河里。夜里睡觉，要留心蜡烛。路上不要吃冷饭，别吃坏了肚子。上岸之后不要步行了，雇一顶轿子尽快回来，铺盖行李可以让人帮你运回来。

你最好不要喜新厌旧，不然我一定会吵闹的你不得安宁。你好好读一下这封信，四月就要回来。天气变化要多保重身体。把这封信寄给你，别的就不多说了，等你回来，我们当面聊天更好。

从以上这封信内容来看，这似乎是一位妻子请村里识字的人写的，妻子说一句，写信的人写一句，所以信的内容相对随意，没有那么严谨，一直有突然的转折，生动反映了妻子的心理世界。这也说明，这封信确实是一位生活在基层社会的妻子写给丈夫的。

简单对比一下，这封基层社会的夫妻通信表达出的夫妻感情要比以曾国藩夫妻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更为真挚，更为淳朴，更为“正常”。从这封信可以看到，丈夫在外经商，妻子一直在徽州的老家辛苦养育几个孩子，抚养公公婆婆。妻子常年留守老家，经年累月操心老人、孩子，以及一切生活开支，才四十出头便得了一场大病。一方面，妻子对于在外的丈夫十分不放心。写信时，妻子用了很大篇幅质问丈夫在外边有没有找女人，想“诈”出丈夫在外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妻子说来说去，主要还是期望丈夫能早点回来看望她。信中妻子念叨着丈夫回家要经过的路线，她对一路上所经之地十分熟悉，可能已经在心中默默想过很多次。

另外，这位妻子对长年在外的丈夫有些不满，丈夫捎回来的钱还不够家里的基本开支，她虽然嘴上说让丈夫多带点钱，多买些东西回来，但是说的全都是孩子生活中的必需品，她自己只要了人参，因为她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许她知道丈夫在外也不容易，大约确实没有挣到多少钱。

这封信反映了明清时期我国基层社会夫妻关系的真实面貌。夫妻各自努力承担家庭责任，都面对物质生活的不易，也小心翼翼维持着相互关系。夫妻之间，猜忌对方只是希望对方能一心一意对待家庭，而更多是时时刻刻流露出的关心。

相比之下，生活在基层社会的夫妻没有熟读过儒家经典，不需要直面儒家传统经典中的规矩，他们更关注现实生活，并且只能以现实生活的情况来处理相互关系，因此也便没有了士大夫群体夫妻关系的“刻意”和“扭曲”。

不同时代的夫妻关系与本时代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密切关系。清代基层社会的夫妻关系之所以比士大夫群体的夫妻关系显得“正常”，除了他们生活中不接触儒家经典文本之外，也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有紧密关系。

中国传统儒家家庭伦理之下的夫妻关系是从属于父子关系的，这种家庭伦理下的夫妻关系主要是为了适应农业社会中“小农家庭”生产模式而提出的。战国时期是农业大发展的初期，农业的重要性开始凸显，男女生理条件存在差异，男性体格相对强壮，从事农业劳作时贡献较多，于是便在家庭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传统家庭内的经济关系有了一些调整，形成了一般说的“男耕女织”模式。在中国古代，纺织物获取不易，是市场上广受欢迎的稀缺物资，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都是可以直接作为货币使用的。在一些家庭内，“耕”的收入还没有“织”的贡献大。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经济生活中妻子的贡献可以匹敌丈夫。夫妻经济关系的平等化自然也反映在了家庭伦理关系上，表现在夫妻通信中，夫妻之间至少能大方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想法。

这种模式既是基层社会夫妻之间的一种平衡，也是提升家庭生产力的一种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最初时期儒家经典中的规定。在这种模式下，基层社会的夫妻关系不必刻意维护儒家经典中的规矩，相对来说比士大夫阶层的夫妻关系显得更为“正常”。

四、明清以前的夫妻通信

实际上，不只是在明清基层社会，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夫妻关系以及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都至少是正常的。

东汉后期，汉桓帝时期，一位叫秦嘉的年轻人在陇西（今属甘肃）工作，他并不是陇西的主官，而只是在陇西做一份很普通的工作。到了年底，陇西郡准备派人到中央朝廷汇报一年来本郡的经济社会事务，秦嘉被选入其中。到当时的京城洛阳去，一路上要一千多里地，来来回回至少两三个月。临行前，秦嘉想跟妻子徐淑见一面，此时，他的妻子正在娘家养病，于是他雇了一辆车，准备请人把妻子接回家来，同时写了一封信，请人转交给妻子。信中说（以下汉代文献出自《西溪丛语》）：

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僶俛（mǐn miǎn）当去。知所苦耳，未有瘳（chōu）损。想念悒悒（yì yì），劳心无已。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计往还，将弥时节。念发同愿，意有迟迟。欲暂相见，有所嘱托。今遣车往，想必自力。

这封信的内容转述如下：

如今从事郡吏这份工作并非是我喜欢的。可是大家都是做着这样的工作，我也应该努力一些。不知道你的病是不是稍微好点。很想你，心里深感忧愁。如今工作需要，要去京城，路途遥远。因为本来不喜欢这工作，所以也不开心。算算往来的时间，恐怕很久才能回来。以前既然说过要和你一直在一起的话，可是如今又很犹豫。想见一面，说几句话。现在雇了一辆车去接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

此时，徐淑的病情并不轻，她接到秦嘉的信，十分发愁，因为她的身体状况没办法坐车，只能给秦嘉写一封回信，信中说：

知屈圭璋，应奉岁使，策名王府，观光上国。虽失高素浩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自初承问，心愿东还，迫疾未宜，抱叹而已。日月已尽，行有伴列，想严装已办，发迈在近。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室迩人遐，我劳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岩岩，而君是越，斯亦难矣。长路悠悠，而君是践；冰霜惨冽，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动而辄俱？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离？于是咏萱草之喻，以消两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将来之欢。今适乐土，优游京邑，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珍妙，得无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这封信的内容转述如下：

知道你工作很优秀，被本郡选中，到朝廷汇报工作，这样你就能到京城见见世面了。这虽然不是什么高官厚禄，但是总算是一份正经工作。我一直想回家看看，可是现在的病情不好，十分遗憾。时间过得很快，你应该也有同伴一起，可能行李已经准备好了吧。你一直在我心里，我们从来没有分开。你要出远门了，跋山涉水，恐怕很不容易。我很想和你在一起，只是身体不允许。我也很想你，现在一定好好养好身体，将来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你毕竟是去京城，是去好地方，到那之后，你到处转转，看看喜欢的风景，珍贵的文物，不要太过伤心了。

徐淑把这封信交给了驾车的人，请他转交给秦嘉。秦嘉接到这封信，又写了一封信给妻子，在历史上称为《重报妻书》：

车还空返，甚失所望。兼叙远别，恨恨之情，顾有怅然。闲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宝钗一双，好香四种，素琴一张，常自弹也。

这封信的内容转述如下：

车子空着回来了，好失望。看到你的信，让我怅然有所失。我最近买了一面镜子，特别好，外形和颜色都做得很好，很珍贵，我很喜欢，把这面镜子送给你，再送给你一对头饰，一点香，还有一张简单的琴，我平时一直弹这张琴。

从秦嘉与徐淑夫妻之间的通信来看，秦嘉对妻子感情真挚，子徐淑文化很高。徐淑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而只是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一名普通政府人员的妻子，而且正在养病中。今天的人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到中国汉代女子的风采。只要读一读就能感受到，徐淑给丈夫的信写得文采斐然，感情充沛，用了大量的典故、修辞。徐淑自己虽然是抱病之身，可是说出来的话认真、用心，而且积极向上，一面真诚地夸奖、鼓励丈夫，一面表达自己的心意，文字干净，用语恰当，形式与内容都好，理性与情感兼备，道理讲得简单而充分，情感表达得真挚而丰富。难能可贵的是，这封信没有虚伪掩饰，没有做作之词，没有空洞道理，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装腔作势。即使放在今天，恐怕很多妻子也要自愧不如。这可能是汉代时期夫妻之间的基本特点，反映了当时夫妻关系相对自然、正常的基本情况。

我国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部分唐代晚期普通夫妻之间的通信，这些信的作者无名无姓。其中，一位丈夫写给妻子的信，原文如下：

自从面别，已隔累旬；人信劳通，音书断绝。

冬中甚寒，伏惟几娘子动止康和，儿女佳健。此某推免，今从官役，且得平安，惟忧家内如何存济。努力侍奉尊亲，男女切须教训。

今因使往，略附两行，不具一一。

这封信的内容转述如下：

自从分别已经几十天了，因为通信不方便，所以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冬天来了，天气很冷，希望你保重身体，希望孩子们都健康。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不知道家里的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能好好孝顺双亲，努力教育孩子。今天有使者回去，写了两句话托他带回去，无法一一叙述别的事情了。

妻子写给丈夫的回信如下：

拜别之后，道路遥长，贱妾忧心，形容冷碎，当去之日，云不多时，一别已来，早经晦朔。翁婆年老，且得平安，家内大小，并得寻常时候。伏惟某郎动止万福，事了早归，深所望也。

这封信的内容转述如下：

分别之后，我们相距太远，很为你担心，有时候感到孤独。走的时候，你说很快就能回来，可是已经走超过一个月了。家里的公公婆婆身体都还好，其他人也都在平安地生活。祝你身体健康，希望你办完事早点回来，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从这两封简短的信中可以看到，夫妻之间并没有特别多的繁文缛节，也没有拐弯抹角，可能因为邮寄不便，所以信都不长，不过每句话都充满了生活的味道。丈夫先是表达了想念，随后关心妻子、孩子平安健康；简单提及自己工作的情况，然后提出希望家里一切安好。妻子的回信也是类似，先是表达想念，随后大致说家中一切平安，希望丈夫在外保重。

这些信看起来十分文雅，实际上写这样的信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因为当时有很多写信的“活套”，类似于今天的“作文模板”，唐代的教育家们创造了大量的“活套”。比如在敦煌文献中还有一封妻子写给丈夫的信：

拜别已久，驰慕增深，不奉示问，无慰下情。

□□时候，伏惟某郎（如有官位，呼之亦得）动止万福。

即此某蒙推免，家内大小并得平帖，不审远地，得理如何？

愿善自保摄，事了早归，深所望也。

未由拜伏，但增驰恋，谨奉状不宣。

某氏儿状上某郎或呼官位。

这封信就是一个“模板”，其中还提到“如有官位，呼之亦得”，就是说，写信的时候根据自己丈夫的官位或者称号填上此处空白即可。这个“模板”中的“家内大小并得平帖”“事了早归，深所望也”等话语和上文提到的妻子写的信几乎一样。

另一封丈夫写给妻子的“模板”是这样的：

执别已久，思慕每深，信使不通，音书（信）断绝。

春景暄和，伏惟第几娘子，动止康和，儿女等各得佳健。此某蒙免，今承官役，且得平善，忧念家中，岂可言述。

好酒（须）侍奉（如无父母，不要此语），男女严切教示（令），不得令其猖荡。限以卑役，展款未由，空积思慕。今因某乙往，伏状不宣。

某状通几娘子左右。

其中的“伏惟第几娘子，动止康和”等表明，这封信在当时也是教人写信的“模板”。“模板”中“信使不通，音书（信）断绝”“伏惟娘子，动止康和，儿女等各得佳健。此某蒙免，今承官役，且得平善”等话语也是当时的套话，只要背诵几个“模板”，学会写字，一般就学会了写信。

在上述夫妻两人的书信来往中，妻子使用“贱妾”称呼自己，实际上只是夫妻之间的一种相互尊重的“礼仪”，是当时一般性的谦称。总的来说，夫妻交流是比较自在和随意的。

《宋人轶事汇编》中摘录了一则宋代时期的故事：

绍兴辛巳（1161年），女真犯顺。米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箱箧，乃自燕山来者，有所附书十余封，多是敌营妻寄军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枢密行府僚属方圆仲处亲见一纸，别无他语，止诗一篇，云：

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

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进攻南宋，南宋一位叫米忠信的将领在淮南一带偷袭了金国的一处军营，缴获品中有一个箱子，打开一看，里边的物品都是从北方邮寄过来的书信，大概有几十封，大部分都是金国后方的妻子写给正在前方战场上作战的丈夫的。当时，正在建康（今南京）做官的唐仲友曾经看到过其中一封，这封信只有一首诗，别的没有任何内容，诗中说：麻烦垂杨（人名）给山丹（人名）传个话，你到江南打仗也很辛苦，要不你就在那边讨个新娘吧，我就在这边再嫁个契丹族的丈夫，各过各的算了。

这是一封离婚书，这位妻子不想忍受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了，于是想找个本地人再婚，便写了这样一封信。两宋过渡之际，女性文学家李清照曾在《一剪梅》中写下：“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表达了李清照对丈夫能写一封家书回来的渴望，也是宋代夫妻家书文化的反映。

将汉代、唐代、宋代夫妻之间的通信与清代晚期曾国藩夫妻之间的通信做一下对比，似乎可以感受到，一千多年以来，中国夫妻之间的感情表达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汉代、唐代时期，夫妻之间的书信往来表达感情很随意、很自由、很真挚，是正常的夫妻通信。虽然唐代很多夫妻都是照着“模板”写，可是“模板”的存在也恰恰说明了当时写信普遍就是这样写的。在汉代，夫妻叙述家事、表达感情也很真诚，没有太多顾及，十分自由。

到了清代，基层社会的夫妻通信也还算正常，但士大夫群体的夫妻通信已经有一些“扭曲”，夫妻通信中情感表达已经完全消失了，仅有的信息沟通也缺少了汉代、唐代时期夫妻之间那种真挚的感情流露。曾国藩的夫妻关系显然比唐代时期的普通夫妻多了一些沉闷，少了一些自在。

自战国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在发展，在丰富，在前进。从夫妻通信来看，可以说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的夫妻关系是正常的。并不一直都是像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群体，优先考虑“父子关系”，而是能做到基本尊重人性，基本尊重现实的，也会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如今，中国许多地区已经逐渐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也逐渐提升，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经济模式的社会结构已经渐渐消失，以农业社会“小农家庭”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关系自然也应该得到根本性的反思。可以说，当代中国家庭的夫妻关系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有了本质区别，当代的夫妻关系应该建立起适应工业化、城镇化时代，以现代文明为基础逻辑的新关系，而不再强调必须将某个传统伦理传承下去。这就像在电子化时代，夫妻之间不必一定要选择传统的写信方式来交流，而必然会选择适应当代环境的交流方式一样，不断创新发展是每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即使中国古代文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一直在吸收不同文化，不断充实发展，何况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当代社会，中国文化更应该不断创新发展。传统夫妻之间的通信承载了传统时代的夫妻情感交流，当代人需借鉴、吸收传统夫妻交流时那种积极、真挚、正面的内容，建立适应所在时代，能为历史所肯定的家庭文化、夫妻关系。

王立刚：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