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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进东:房子

    2020-10-06

     

    李进东,男,38岁。原籍山西省泽州县,自幼在农村长大,1999年因上大学来到北京。2003年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法律系毕业后,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到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工作至今,现任法律工作部法律监督处处长。先后从事职工普法宣传,参与国家立法、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等工作,在报纸期刊发表多篇有关劳动法学和法制建设的文章。曾被授予公务员三等功。

     

    喜爱文学艺术,至今仍坚持写作。大学期间的一篇散文《我感唐诗》,在全系读书竞赛中获特等奖。参加工作后,曾受单位指派到浙江省民营企业和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下基层锻炼,根据基层工作经历撰写的《车间人物速记》系列文章先后在《工人日报》《中国工人》《工会博览》上发表;在《科技日报》发表的《他们正为任性买单》《烟雾缭绕几时清》等文章,受到读者好评。


    房子是什么?显然,房子不能等同于家。但恐怕每一个家,都有关于房子的经历和故事。从我记事起的30多年里,我家发生的故事,每每触发我的感情。我很想写一写我家的故事,关于房子,关于家。

    在北京拥有一套房子,并不是2014年才实现的梦想。早在2008年,我就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是位于石景山的一套60平方米的二手房。这套有点逼仄的老房子与高大上无涉,但于我而言,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那是我到北京9年、参加工作5年之后,第一次搬出出租房,住进自己的房子。

    “做个有钱户”

    1999年我考上大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因为我考上大学,家里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取消盖房子计划。

    说起盖房子,在我们家,那是个宏大而久远的话题。

    小学三年级时,一篇作文让我陷入一个不大不小的窘迫境地。直到几年前的某天,快70岁的母亲还笑着说起我的那篇作文。20多年之后,我发现我的心里仍残存着些许穿透时空令自己不甚自在的况味。

    那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在作文里说,我的理想是成为村里的有钱户。尽管写这话时我有些犹豫,但直到老师将此告诉我家里人之时,我还没真正意识到这句话将给我带来些什么。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概觉得我在思想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老师郑重其事地把“我的理想”告诉了同在村办小学做民办教师的二姐。二姐很快向母亲作了汇报。母亲当时是怎么说的,我已记不起来,能记得的是,听完母亲的话,我感到很羞愧。我解释说,我本来想写“当大学生”的,但我看到同桌写的是大学生,因为不想跟他一样,所以才这样写的。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理由,但只能解释为什么写的不是“大学生”,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恰恰写的是“有钱户”。尽管母亲认可我的解释,但我自己仍不能释然,以至于每当有人说起这事,我都会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过这个“有钱户”。但我始终都没忘记当初之所以写想当“有钱户”是因为对于那时的我,最直接也最有分量的含义,就是要盖房子,盖新房子。

    住在旧房盼新房

    我家住在一个大院里。那是一处二进套院,是村里的地主留下来的,“土改”时被分给了村里大概10户人家。套院上下两层,总共七八十间房。我爷爷分得其中10间,又把8间传给了我父亲。8间中的5间在一楼。楼上做仓库,楼下住人。楼下5间分两个房间。父母,3个姐姐和我,一家6口人,住在这近50平方米的房子里。整个套院最多时,住着将近百人。

    到我记事时,这个院子建好已经70年了。邻居家一位80岁的姥姥,特别愿意给人讲述院子刚建好时的盛况。其中有个细节我至今记得。令地主家很多人头疼的是,两三个月就得淘汰一双鞋子。磨坏鞋子的是廊下的石阶。但几十年后那些曾经粗糙的青石台阶,有的地方已经变得光亮如镜。这个套院已经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旧房子了。

    旧房子也有好处,冬暖夏凉。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漏雨。为此,我们家曾“揭瓦”,把屋顶整体换新过一次,但没过几年就又漏了。二楼是仓库,粮食全在里面。因此每当下雨,查看是否漏雨往往是母亲最先要做的事。如果下雨时她恰好没在家,那肯定会焦急难耐、坐立不安。

    从现实需求上讲,我们家确实需要一处新房子。

    那时候,村子里不少家庭已经通过各种方法逐渐富起来了,不断有人盖新房子。我家所在大院,也不断有人因盖了新房而搬离。帮邻居搬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不光是孩子们,大人们甚至也这么认为。早上四五点钟,一大群相熟的邻居,男女老少乘着夜色,在鞭炮和鼓乐声中,共同做着一件成人之美之事,帮忙把那些家什搬到新房子去,而等着搬家大军的是一大锅热气腾腾、飘着油花的柳叶面,邻居们分享着作为回报的美食,并就着美食了无羁绊地谈笑一通。我曾不止一次听二姐说过搬家的面如何好吃。现在看来,那不过是因为她把搬家带来的愉悦不自觉地添加到面的味道之中罢了。

    但愉悦毕竟是短暂的。吃面可以共同参与,住新房却只是主人自己的事。

    很难说我对新房的向往,只是因为受了帮人搬家的影响,由羡慕而来。事实上,旧房相对于新房而言的诸多弊端,才是我希望住新房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比如新房子会设计出多个独立房间,也让一人一室有了可能性。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单单是能有自己的房间这一点,已足够令人神往。

    我在作文里对自己理想的独白,恰恰是一不小心的真情流露。

    事实上,盖新房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愿,我们为此一直在筹备,在努力。

    记得有一次放学后路过高年级教室,透过窗户,我发现坐在里面的是一屋子大人。母亲也在其中。讲台上说话的是村干部。事后知道,那是村里在布置“划房”的事,就是分配宅基地。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我们家要有新房子了。但是很遗憾,我家后来并没有参与那次“划房”。部分原因是父母觉得那批宅基地不太合适,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家庭积蓄尚不足以完成愿望。还有一点,那时大姐已经出嫁,我家的空间局促感得到一定缓解。

    与村里很多家庭比起来,我家的经济状况确实不算好。父亲虽在一个乡镇煤矿挣一份比较稳定的工资,但身份还是农民,加之那时煤炭行业不景气,收入不多;只有初中文化的母亲是家庭妇女,不能直接为家里增加经济收入。尽管如此,由于母亲用度合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的基本生活并不拮据,尤其在穿衣方面,我们姐弟甚至比村里很多同龄孩子——包括那些相对富裕家庭的孩子还要讲究些。然而盖房毕竟是大事。父母尽管在很多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对于盖房,他们的谨慎是一致的。而正是这种谨慎,让我们家与盖新房迟迟不能发生直接关联。家里条件在缓慢改善,但盖房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实力储备与大胆决策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忽远忽近的距离。盖房,在我们家只是一张将来可能付诸实践的蓝图。

    盖房在路上

    没有盖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开源不足之外的节流无效。

    从三姐5岁被发现患有腿疾开始,“医院”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我家的关键词。最初是母亲发现三姐大腿上长了一个鼓包。因为不疼不痒,就没在意,谁知鼓包越长越大,终于大到必须采取措施的程度。晋城医院的诊断是纤维瘤,医生说如果不切除,还将继续长大,并可能恶化。三姐患病之初爷爷还健在,手术当天他专门进城探望。晚上回来,爷爷在煤油灯下一边流泪,一边用手比画着对家人说:“这么大一块肉,二斤多呀,从俺孩子的腿上割下来,那能不疼?俺孩子受多大罪!”若干年后听大姐描述时,我都有一种忍不住想哭的感觉。

    但是手术不但没把瘤子切除干净,还伤到了腿部神经。三姐出院后不久,在鼓包重新出现并逐渐长大的同时,走路的姿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看来,那次手术很可能是一起医疗事故,但当时,家里没谁会有这样的认识。医院不会主动承担责任,他们只是建议到更大的医院就医。于是父母带三姐到了长治。长治的医院没能进行实质性治疗,但他们确认晋城的手术存在问题。长治没办法治,那就只能换更大更好的医院。父亲提出上北京。父亲也只有初中文化,但毕竟当过兵,视野相对开阔。正是父亲这个决策,最大程度地挽救了三姐的腿。

    20世纪80年代,一对农村夫妇带着患病幼女,远走千里问病求医,其间的困难和辛酸,可想而知。此后多少年里,每次听母亲讲起那段往事,她和我们4个子女没有不掉泪的。

    从发现三姐得病到远赴北京手术,以至其后的复查、烤电,前后差不多5年时间。这5年对于父母,特别是母亲而言,是人生中最不堪忆及的5年。母亲的老胃病就是陪三姐在北京看病的40多天里,因饮食极不规律而落下的。三姐的病虽然基本上治好了,但由于之前的治疗失误,以及两次大手术对正常发育的影响,她的两条腿长度差了两厘米,走姿也就永远无法复归正常。这成了母亲永远的心病,父亲则总是后悔,当初没有直接去北京。

    三姐第一次手术之后不久,爷爷就去世了,奶奶比爷爷晚走5年。父亲是长子,自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可奶奶去世时,长子却不在身边。父亲因挣钱心切,在奶奶去世不久前,撇下煤矿的工作,跟着几个承诺他有大钱赚的人去了外地,具体到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奶奶的去世让母亲陷入困境。光一副棺材板就要300块钱,但之前为奶奶看病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不少外债。其时别说300块钱,30块钱也拿不出啊,丧事还能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借钱。

    跟母亲关系不错的一个阿姨,她的丈夫承包着一家乡镇企业,她家是我们村公认的首富,母亲首先想到了这位阿姨。到阿姨家时,发现恰好阿姨的妈妈来了。母亲与这位老人不熟,但还是硬着头皮说了来意。老人说:“啊呀,哪有钱啊?这么大摊子,花销多大,快到别处想想办法吧,别把事耽误了。”母亲一下傻了,她支吾着给自己打圆场:“我是想她肯定比我办法多,看能不能帮我转借一下。”母亲转向阿姨,目光里流露出恳求。这时阿姨开口了,她不紧不慢地说:“我从来没找人借过钱。”

    母亲自己都说不清楚是怎么离开那位阿姨家的。往家走的路上,她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悲凉,走到一个朋友家门口时,再也抑制不住,大哭起来。朋友了解原委后,当即表示要帮母亲去借钱,另一个朋友知道后马上送来50块钱。你50块钱,我100块钱,很快,棺材钱凑足,总算没误了奶奶的大事。直到这时,好像发生了某种感应,父亲汇了100块钱回来。母亲依着汇款单上的地址,托人给远在南京的父亲拍了电报。

    接到电报,父亲很快赶了回来,到家时奶奶已经入殓了。父亲趴在奶奶棺材上大哭。父亲的哭,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仅有的一次。那年我8岁,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味了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三姐5年求医路,花费数以千计。奶奶去世前亦曾数次住院,花费也不是小数。因了这许多事情,盖房子计划自然受影响。要知道,那时在农村盖一处普通房子的费用,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一万元。“万元户”曾经是个什么概念,很多人都有记忆。

    建材和宅基地问题

    父亲为盖房子而做的准备却始终没停止过。但一直到二姐出嫁,也就仅限于准备,我家盖房子的计划始终没能落实。

    二姐出嫁时,我在镇上读初二。此后不久,我家把老房子装修了一下,刷了墙,吊了顶,铺地的土砖换成了瓷砖。

    新房迟迟盖不了,为盖房一点点备起来的建材也就迟迟派不上用场。可这些材料总得有地方存放啊,父母为此没少求人。有几根大梁一直存放在村委会仓库。一天,村里的保管通知母亲把大梁搬走。那么大的大梁能放哪儿呢?想不到办法,母亲只得跑去找保管员求情。但是保管员丝毫不为所动,一脸铁面无私。此前除了我家,借用仓库的还有好几家,其中就包括某一富户,这次腾仓库,并未要求他家搬东西。母亲预先知道这个情况,非常希望村里考虑我家的实际困难,能够给予照顾。保管员听母亲提富户的名字,用不屑的语气质问母亲:“人家不搬是书记同意的,你有书记批条吗?”母亲终于爆发了,她指陈仓库是全村的,不是哪一家的,也不是书记家的,别人能放,我为什么不能。没想到,母亲的爆发产生了积极效果,我家大梁在没有书记批条的情况下,被准许继续放在村委会仓库里。

    与大梁命运一样,父亲陆续购置的其他建材,也都静静地躺在村里的某个角落,很久无人问津。

    记得我家后来还参加过一次“划房”,但最终放弃了。经济实力不足仍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点,是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唯一的男孩。男孩小,结婚晚,对新房的刚性需求来得也晚,家里也就因此有了推迟盖房计划的理由。这也是我家迟迟没盖新房的一个原因。在我们那里,很多家庭正是因为儿子结婚而不得不早早盖新房的。

    二姐出嫁时,我和三姐都在上初中。镇中学离我们村十几里,只有到周末,我们才能回一趟家。父亲所在的煤矿更远,他在矿上的时间也远长于在家的时间。所以,那段时间我家的居住条件是最宽绰的。盖房计划也就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一再推迟。

    但推迟不能没期限。何况盖新房在父亲眼里,从来就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他从未放弃过的人生使命。他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足以保证他以相对体面的方式完成这个人生使命的最合宜的时机。父亲是一个有着很多缺点的人,轻率、自我、怯懦,尽管如此,我得承认,在盖房子这件事上,父亲从来都是认真的。他未必能够意识到,但我能感受得到,那是一种被自动潜藏的作为男人、作为户主的需求或本能。或许可以通俗点儿说,一辈子如果不能盖一座房子,在他看来,就不能算是完整的人生。其实,父亲曾带领全家盖过一处房子,但那时尚未分家,爷爷还是户主。因此尽管父亲出力最大,他还是不能将那次盖房视作自己的成绩。盖房在父亲心目中的神圣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正是因为总是达不到目的,也就更加重了这种神圣。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农民习性”,对此我不愿意进行评价,但我知道它确实是中国很多地区乡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根植在很多男人的血液之中。直到今天,我才渐渐理解,那不过是一种几乎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东西,叫责任。

    推迟不是取消,再久,也是暂时的。大约在我上高一时,我家终于在又一次“划房”中分得一块宅基地。

    打地基要用石头,我家抽到的宅基地位于沟边,用的石头更多。到山里挖石头恰是夏天,全家上阵之外,一些亲戚朋友也来帮忙,场面可谓热火朝天。放了暑假的我有时在山上帮忙,有时跟着拖拉机往来石场和宅基地之间。夏日的阳光毒得厉害,但谁去管它,现在想来一定是对新房的憧憬让我无所畏惧了吧。

    地基打好,房子却不能立即盖。由于地形原因,急着盖房存在成本高、隐患大等现实问题,于是只能等。我在城里读高中的那几年,早已打好的地基始终匍匐在那里,任凭日晒雨淋。

    我家所在套院的里院原本住着4户,到这时,便只剩下我家一户。而整个套院也只剩两家人。曾经喧闹的大院,那时已经冷清多了。

    取消盖房计划

    1999年,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大学,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人。从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起,父母决定:不盖房子了。

    那一年,父亲55岁,母亲54岁。人生百年,在他们的大半生中,盖房一直都是他们的一个愿望、一项任务,一种始终抓不住也始终摆不脱的神圣存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决定彻底放下了。但我知道,这个看似轻松的决定中,含着多少他们认为不足为外人道却又分量极重的东西。

    可以为外人道的,只剩下满足和得意。因为那纸通知书,父母拿到一个充分的理由,去解释他们做出的“取消盖房”决定;一个光荣的理由,去解释这么多年一直没盖房的原因。儿子要成为城里人了,也就不需要在村里盖房了;迟迟不盖房,就是因为料定了将来必有这一天。这就是他们充分而光荣的理由。他们当然没有这么直白地去向谁解释,但从他们故作谦虚的满足和得意中,谁都看得出来。不管盖房这件事曾经如何影响甚至折磨过他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终于可以真正地松一口气了。母亲曾不止一次说过,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想那快乐,相当一部分应该是由慰藉和解脱组成的吧。

    当然我知道,取消盖房还有一层重要原因不容省略:上大学要用钱。

    宅基地转给了大姐和姐夫。我上大三时,大姐和姐夫把房子盖起来了,总算还是一个圆满的交代。但从父亲偶尔酒醉时对大姐和姐夫的无端指责声中,我还是能够清晰地听到他的遗憾和不甘,以及无法言说的无奈。

    出租房里的故事

    2003年我大学毕业,同时考上了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和浙江大学的研究生。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工作。

    离开学校,我和两个同学在北京五环外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平房。住了半年,感觉实在太不方便。那时我与妻(当时是女朋友)恋爱已经一年多,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她终于决定跟我一起租楼房。换楼房住,房租翻了两番,为了分摊每月1200元的租金,我们只能找人合租。尽管如此,毕业后第一次住进楼房,实在令人兴奋!

    但经济压力却很大。那时我的工资是1400多元,妻在准备考研,我们各自家庭条件都不好,不愿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于是所有压力只能自己担。好在虽然生活紧张,但精神是快乐的。妻白天在学校图书馆看书,傍晚回出租房做饭,饭后我们再一起到图书馆。如果有感兴趣的讲座,我就去听。如果她恰好也有兴趣,就一起听。指挥家郑小瑛开讲座那天赶上下雨,我们听完出来,才发现伞忘在了座位下,赶紧回去找,谁知伞已被人拿走。我们就那样淋小雨,一边谈笑,一边咒骂着往回走。那种感觉,现在想起都觉得有几分动人。

    住第三处出租房的那年冬天,父亲来北京看我,住了两天就回去了。后来父亲曾多次问起当时与我们合租的那位同学的情况,我能感到,那次与我们挤出租房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多深的印象。

    第四处合租房是我们毕业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到2007年搬离,我们在那里住了近两年。两年里,妻考上研究生,读研期间的20065月,我们结婚了。

    可能有人会问,没房子咋结婚?但这话没从妻和她的任何一个家人口中说出来,也没以任何委婉方式表达出来。我想,没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令人感动的了。我并不认为一个穷男人不值得一个女人去爱,去嫁,但我必须承认一份纯净感情的可爱与可贵。我为自己能够亲身感受这种纯净而欣慰而满足。在租住那套房子期间,我第一次提职,较大幅度地涨了工资。也是在那期间,我们添置了台式电脑和数码相机。母亲、3个姐姐、几个晚辈组团来看我们时,正好也在那段时间。回想起来,那个老式的两居室,我们住的那两年里,曾是那么温馨、那么热烈。不知道搬走后,那套房子是不是还像我们在时那样,时时充盈着透爽的空气、和煦的阳光。

    妻硕士毕业时,我们告别合租时代,住进第五处出租房。妻刚工作挣得不多,但毕竟多了份经济来源。我们的日子从那时起,算是一天天好了起来。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成了我们克勤克俭的最大动力。

     光

    转眼到了2008年。这一年,我们以经济适用房价格,买下西郊一套60平方米的二手房。20万元的房价与当时动辄百万元的商品房没法比,但我俩没向双方家里申请一分钱支持,想想还是有些成就感的。装修时我像打了鸡血,有使不完的力气、磨不尽的精神。所有的墙漆都是我自己刷的,不全为省钱,也为让自己的快乐有个合适渠道,得以充分流露。我们一起逛市场,一起买家具,一起打扫,一起布置,前后两周时间,那个令人无限憧憬的小窝便焕然一新了。

    我清晰记得第六次搬家是在2008年8月6日。道别房东时,我刻意保持了一贯的低调,但我仍然能够从平静中,感觉到那欢快的气泡即将拱出水面,化成跳动的水花。坐在搬家公司厢式货车黑暗的车厢里,我把从细小缝隙照进的微光,当作黎明到来时,那刺破长空激动人心的曙光。透过那光,我仿佛看到眼前的北京城,从来都没有像那天一样,如此妩媚、可亲。

    我把父母请过来,并带他们去青岛玩了一趟。他们玩得很高兴,但我知道,那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能够带给他们的,远不及北京西郊那套二手房。

    此后不久妻怀孕了,2009年儿子出生。2003年毕业,2006年结婚,2009年生子,看似顺理成章的三部曲,穿插其间的各种情节却难以尽述。

    2014年我卖掉旧房,以房款做首付换了套新房。装修期间,一家三口和一直在北京帮我们带孩子的母亲多次前往新房,但远在老家的父亲没能来看。等把因故暂不能去住的新房租出去后,父亲终于来了。自家不便看,就去看看邻居家吧。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他连说算了算了。但他的言不由衷是显而易见的。参观那天,我和父亲起了个大早,驱车30多公里赶到南城。为等邻居开门,我俩又在小区坐立徘徊了一个小时。不过参观过程很简短,不一会儿,父亲就说要走。我明白,他已经满足了。

    父亲的计划

    前几年,村里引来开发商,推倒一片旧房盖起两栋商品楼。起初我和姐姐想买一套给父母,母亲有些犹豫,父亲则坚决反对。我趁假期专门回去一趟,了解情况后觉得父亲想的有道理。于是我们姐弟开始留意其他房子,妻还专门就此叮嘱大姐、三姐。2016年、2017年,我为此往老家跑了六七趟,最终在市里为父母挑了一套各方面都比较合适的房子。筹钱颇费周折,但心情是愉悦的。等姐姐、姐夫们跑前跑后终于把房子装好,拍了视频发到家人微信群时,我兴奋得第一时间把视频转给了妻,已经完全忘了她也在那个群里。

    2017年底女儿出生。这两年打电话给父母,他们最先问的总是孙子孙女,我最先问的则是“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的原则是,天冷住城里,热了就回老屋。

    2018年清明我带儿子回去祭祖,父亲旧事重提。他有一个大目标,就是把老屋那院子买下来,拆掉后盖新房。看着一脸认真的父亲,我笑着问:“你盖那房给谁住啊?”父亲严肃地说:“什么给谁住!你将来退休了能不回来?

    房子是什么?家又是什么?看来父亲想得比我透彻。


    摘自中国好家风文集《我家的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