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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詹志芳:我的长辈们

    2020-10-06

     

    詹志芳,祖籍中国台湾。中央电视台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0年出生于北京,1963年入北京女八中读书,1968年去山西运城临猗县插队。

    1973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数学系计算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中央电视台从事计算机软件工作。其间,她为央视完成了第一次全国电视观众调查和收视率调查,对磁带库进行了规范化管理,并多次荣获中央电视台技术革新改进奖及广播电影电视部科技进步奖。

    詹志芳1981年结婚,1983年生下女儿。1991年,丈夫突然病逝。1994年詹志芳患骶骨瘤,做了第一次大手术,1995年和1997年又做了两次大手术。三次手术,三次全身换血,三次重学走路,三次浴火重生。在养病期间她开始写作,出版100万字作品,包括记述知青插队生活的长篇纪实小说《北京娃》,反映与病魔作斗争经历的散文集《顺境逆境度人生》《笑对病魔缠》,游历欧美二十多个国家的纪实游记《轮椅走天下》,长期关注台胞以及海外侨胞并创作了《在北京的台湾人》《夏威夷侨领谢月梅和她的家庭》等作品。

     

     

    我的祖籍是台湾省。父亲和母亲都是台湾人,父亲是宜兰县人,母亲是台北市人。父母两家都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从大陆去台湾的。

    父亲家族和母亲家族

    我真正了解我的家庭,是在我退休以后。父亲叫詹世平,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为吴克泰。他家在台湾省宜兰县三星乡拱照村的山下,那里是山清水秀、空气绝佳的好地方。

    父亲家是一个大家庭。我爷爷(当地称阿公)詹阿龙有5个兄弟、2个姐妹,没有分家,都住一起。虽说爷爷家是雇农,但是人多力量大,且都是棒劳力,房子的檩和椽都是从深山里砍伐的巨大硬木,比财主家房子的木材还好。因为人口多,谁也不敢欺负他们。何况,詹家的孩子还练南少林拳。

    母亲家姓高,在台北景美,几代以前有欧洲血统。母亲家有钱,有十几间房子,外面有骑楼,有山,山上有竹林和樟脑树;家里还有花园。

    母亲的外公(当地称阿公)、我的曾外公(当地称阿祖)是茶商。我的曾外婆生了两个儿子。我外公叫高苍树、叔公叫高苍雄。外公子承父业,在英国人的贸易公司做茶叶生意,他的英文很好。

    曾外婆被街上人称作“先生妈”,谁家有事都爱找她商量,她很爱帮助人,很受周围邻居的爱戴。

    过去,台湾有养女的习惯,就是自己家生的女孩要给别人家养,养大了给那家做儿媳。我外婆就是童养媳,是我曾外婆奶大的。外婆比我外公大,性格开朗活泼。外公内向木讷。外婆在中学时和本村一个地主的儿子相好。后来,外婆和外公离婚,嫁给了那个地主的儿子做小老婆。

    在那个年代,这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外公是一个体面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又赶上日本侵略中国,英国人都回国了。他就一个人到大陆做茶叶生意,生意做得还不错,每个月的2号到4号,外公的钱准能寄到家。他还给母亲准备了8个箱子的嫁妆。因为外公身体太差,35岁就郁闷而死。8只箱子放在济南的庙里,只寄回家8把明晃晃的钥匙。

    外婆生了3个女儿。母亲高莲子是长女。别人要来领养母亲的时候,叔公高苍雄故意把她哄睡着,没有人会领养不睁眼的孩子。结果,母亲超龄了还没有给出去,就留在自己家养。她的一个妹妹早夭,另外一个妹妹给人了。

    我的父亲

    父亲小时候,曾祖父问他的孙子们:“谁要上学?”只有父亲一个人说要上学,别的孩子都愿意放牛。我爷爷就是他那辈人里唯一的读书人,做过公务员、教书匠,做过买卖,也是他那辈人里见识最多的人。我奶奶(当地称阿妈)生完我父亲后,就再也没生孩子。他们二老视我父亲如珠如宝,尽其所能满足父亲成长所需。

    父亲上了台北二中(现在的成功高级中学),当了副班长,正班长是个日本人。那时学校里三分之一是日本人,学校要求台湾人都改日本名字。父亲坚决不改,爷爷帮他,说他们家有许多财产,改名以后继承会有问题。有一次,体育老师找碴儿打父亲,这个体育老师是东京体育专门学校毕业的,柔道四五段。因为父亲小时候练过南少林拳,体育老师怎么也打不倒他,就更加生气。别的老师怕出事,拉走了那个军国主义老师。父亲从此下决心,一定要抗日。

    有一次,爷爷好久没给父亲送生活费了,他就回家去取。这才知道,因为糖是军用物资,爷爷帮乡亲们出主意,不给日本人种甘蔗,日本人以“违反国策”的罪名,把爷爷抓了起来,关了一段日子。

    爷爷先后被日本人抓过3次。有一次,他看见四周没人,就把一个日本少佐打了,结果又被抓起来关了多日。爷爷当年学的是四书五经,爱看京剧,京剧里有很多忠孝节义的故事,对他影响很大,也造就了他的性格。他也常常带父亲去看京剧,父亲也因此学了一些古文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1944年9月,父亲到了上海,还没有参加抗日,日本人就投降了。父亲在上海复旦大学前身震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李元明,要求参加共产党,并且提出了入党申请。

    之后,父亲被党组织派回台湾,先上了台大医学院。当时,台大医学院的学生不多。不久,地下党的延安干部张志忠来找父亲,住在了爷爷家。他很严肃地向父亲宣布:“党组织已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了,本应该挂党旗宣誓,还应该有候补期,但这些手续都免了。”从此,张志忠常到爷爷家来。父亲只好对爷爷说:“这位朋友在上海常照顾我。”爷爷自然很高兴地接待张志忠。

    张志忠是台湾嘉义人,很早就反抗日本人的压迫,被日本人关起来。他就像华子良一样装疯。日本人刚把他放出来,他就找机会去大陆,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他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的省工委委员,一个非常坚定的革命者。父亲在台湾介绍的第一个党员是钟浩东,原名钟和鸣,是基隆中学的校长。经过张志忠批准,由父亲和他单线联系。很快,父亲和钟浩东就成了莫逆。

    1946年7月中旬的一个午后,父亲正在午睡,有人敲门问:“这是詹先生的家吗?”父亲开门一看,是一个中年人,身材魁梧,穿衬衫,白色毛料裤子,很有绅士气质。父亲觉得是上海派人来找他了,就把来者让到屋里。坐定后,来者说自己姓陈,要找张先生。父亲说:“张先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按照党内的规定,是不可以问任何事情的,那人便走了。他就是台湾当时中共最高领导蔡孝乾,也是台湾人,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干部。

    父亲因为在上海待过,学习了国语。台湾刚刚光复,人民群众想学习国语的热情很高。父亲就在园环附近的曾文惠家楼下,办了北京话学习班,完全是义务教授。曾文惠姐妹俩都来学习。曾文惠后来成了李登辉夫人。

    在这个学习班上课时,父亲看见在中学时高他两个年级的李登辉。上完课,父亲去找他。李登辉那时刚从日本留学回中国台湾,在台大农学院重新上学。李登辉那时很进步,他把从日本带回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给父亲看,还特别推荐列宁的《组织论》。父亲看他厚道、认真,肯用功读书,没有庸俗气味,就和张志忠商量,发展李登辉入党。父亲找李登辉谈话,李登辉同意入党,父亲就让他写了自传,交给了张志忠。张志忠很快就批准了李登辉的入党要求,并指定父亲和他单线联系。他们约定每周在曾文惠家见一次面,算是过组织生活。党费也由父亲交上去。这是父亲介绍的第二个党员。这事发生在19469月。

    当时,台湾地下党在台湾发展了许多党员。父亲在台北地下党负责学生运动。他一边上学,一边在报社工作。19461224日北平发生了“沈崇事件”。19471月,组织上决定组织台湾学生上街抗议美军暴行。事情比较顺利,很快就组织了一次学生的大游行。父亲在上海见过游行,张志忠也嘱咐他注意不要让流氓混入队伍破坏游行。他们在队伍的外围,组织人员纠察。这次游行非常成功。事后,张志忠代表上级口头表扬了父亲,那已经是地下党的最高荣誉了。

    1947年年初,程浩和夫人丁宁抱着孩子,在交通员林昆的带领下来到了台北。程浩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做译电工作,他们是接受任务准备在台湾建电台的。可是,当时我父亲并不知道,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中南海再次碰上的时候,程浩夫妇才告诉父亲的。程浩一家三口在我爷爷家住了3个月,后来出去租了一个房子单独住。

    在这期间,欧阳予倩到了台湾,他带着新中国剧社连续在台北中山堂演出了《雷雨》《日出》《万世师表》《牛郎织女》等剧目。父亲基本上都看了,演出的水平很高。演出前,蔡孝乾指示父亲:“欧阳先生思想很进步,国民党当局很注意他。他此行不仅为了演出,而且想和台湾的话剧界人士交朋友,有意要推动台湾的话剧运动。你是台湾的记者,在话剧界又有朋友,到欧阳先生的住处出入也方便,你就协助他一下当个联络员吧。”

    父亲就去找了台湾话剧界的宋非我等人,在一个台湾戏剧家的家里举行家宴,欢迎欧阳予倩先生。当时,摆了好几桌,主人方面不太会说国语,欧阳先生因为在日本留学多年,用日语与大家交流。在交流中,欧阳先生才知道,这家主人也姓欧阳,是台湾话剧界的老前辈,叫欧阳剑,因为演出进步话剧、反日话剧,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在光复前惨死在了日本人的监狱里。欧阳予倩先生听了肃然起敬,对于剑先生没有见到光复表示非常惋惜。

    1947年227日晚上,父亲和欧阳先生约好,带延平学校的叶培松和蓝明谷去欧阳先生那里,向他请教如何组织和展开学生界的戏剧活动。欧阳先生亲切地一一给予指点。

    谈话结束,晚上八九点钟,他们从欧阳先生下榻的旅馆出来,在回报馆编辑部的路上,遇上了大批群众往警察局跑去,当时已经发生了林江迈被抄被打事件。父亲在路上遇见了报社的周青,他一直在天马茶行喝茶,发生的所有事件他都看见了。父亲和周青马上赶回报社,分别把他们看见的事实写出来。可是,社长不敢登,印刷工人听到了要求一定登。大家又跑到另一个社长李万居家,李万居也不敢登,当时工人就把李家烧了一个角。最终,父亲和周青写的报道在《中外日报》特别用“辟栏”登出了。这是写“二二八”事件的第一篇报道。

    第二天早上,父亲被朋友叫醒。他出门一看,到处是愤怒的人群,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了一片。整个台北市沸腾了,形成了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这完全是由于群众对国民党的不满积累到临界点,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形成这样的规模。愤怒的群众到了专卖局,把里面的香烟和钞票都拿出来烧了。国民党人的小轿车也被推翻,东一辆西一辆地燃烧着。

    群众又涌向长官公署,那里的国民党在楼上架设了机枪,向群众扫射,当场就死了一些群众,有许多人受伤。

    那几天,国民党到处杀人。父亲想到了程浩夫妇,就让人带条子给他们:“不要出来走动!”父亲没敢回家,就在朋友家住了下来。

    3月4日,蔡孝乾通知我父亲:“台北武装起义准备在当晚午夜后发动。你可以听到枪声。起义队伍要占领兵营和长官公署。飞机也要出动。”他还说:“明晨有重要任务给你,你在家待命。”

    当夜,台北下起了瓢泼大雨,父亲一直也没有等到枪声。后来才知道,武装起义发动前被国民党察觉了,工人、农民、学生的队伍极度缺乏枪支弹药,和乌来的山地同胞联系也出现了问题。最终在凌晨决定解散。

    这时,外面的风声已经很紧张了,父亲和周青不约而同地到了王添灯家,请他赶快离开,可是王添灯没有走的意思。父亲还给他讲了早上国民党兵撞开蒋渭川书店的门就开枪的事,他还是不肯走,父亲只好离开了。不幸的是,王添灯在“二二八”事件后被国民党杀害。这是让父亲终身自责的一件事。

    离开王添灯家后,父亲躲进了一家公寓,他几次想回家,就是出不去。

    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仪一看国民党援兵到了,也从兵营里出来,见人就杀,无数行人倒在血泊中,台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样的屠杀进行了5天。

    到了313日下午,父亲听说街上可以走人了,才回家。一路看见被席子盖着的尸体就有一百多具。其实,不仅台北,基隆、高雄的屠杀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爷爷看见父亲毫发无损地回到家,真是喜出望外!他已经在街上翻了无数的席子,以为父亲被打死了。他说:“真是苍天保佑呀!”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程浩夫妇看见我父亲回来,也非常高兴,大家交流了一下各自知道的情况。父亲觉得还是出去躲一躲比较好,就让爷爷带着他和程浩夫妇到了乡下舅公家。舅公说:“稀客稀客,事情闹大了,在这里躲躲也好。”等情况好一些后,他们才回到台北。

    在新公园里,父亲见到《中外日报》的社长郑文蔚。他悄悄地跟父亲用法语说:“詹先生,你被通缉了,很危险,必须赶快跑。我不是吓唬你,我是好心好意告诉你,你赶快跑吧。”郑文蔚和父亲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过法语,他和父亲曾经有过法语对话,所以,他知道父亲的法语程度。

    他们回到程浩的住处,蔡孝乾和林昆也在,父亲就向蔡孝乾汇报了他被通缉的事。交通员林昆说:“你到上海来吧,同乡会正缺一个可靠的人。”蔡孝乾当场拍板,同意父亲马上撤到上海。

    1947年413日,父亲和林昆、周青在基隆坐船回到上海。在上海,父亲去了台湾同乡会,会长是李伟光。前一年秋天,李伟光回台湾省亲时,父亲采访过他,所以,他们认识。当然,林昆也介绍了父亲的情况。李伟光非常高兴地说:“正好同乡会缺少一个总干事,你就来当吧。”

    在去上海之前,蔡孝乾指示父亲,要多宣传“二二八”事件。父亲用几天的时间写了《台湾政治运动的由来与内幕》交给李伟光。李伟光认为写得很好,就给了田汉。

    田汉交给《时与文》周刊,用“余景文”的笔名刊登在第十五期上了,同期还有蔡尚思、王亚南、华罗庚、曾昭抡等的文章。蔡尚思和王亚南是研究《资本论》的权威;华罗庚是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曾昭抡是曾国藩的胞弟曾国潢的曾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时至今天,一期杂志上同时有4位声名显赫的人的文章,也是极为罕见的。这期杂志上只有父亲是一个无名小卒,足见编辑部对台湾人民这次斗争的重视程度和国人对此事的关心程度。

    在上海台湾同乡会,父亲他们做的事情,是把在大陆的台湾籍官兵和学生等送回台湾。

    1947年820日左右,李伟光和林昆代表组织通知父亲坐下一班船,回台湾继续开展工作。

    上船时,父亲带了李伟光提议办的报纸《前进》,这个刊名是父亲起的。他还带着李伟光的两个公子,李伟光买了3张头等舱的船票给父亲。夹带违禁品是很危险的。恰巧有同船回台湾的国民党官兵,抢着帮助他们搬行李,尤其还有两位军官,使得事情顺利多了。

    到了基隆,父亲不敢回自己家,就直接去了程浩夫妇租住的地方。大家在血腥的“二二八”事件后见面,觉得格外亲热。程浩夫妇因为电台没有到台湾,决定先回上海。蔡孝乾让父亲马上去帮他们买船票。父亲买了船票,交给程浩。程浩要把组织上给他们的金戒指给父亲,他们觉得台湾地下党的经费有困难。蔡孝乾说不能收,那是组织上让他们以防万一时用的。父亲推让了几次,程浩才收回。

    这时,蔡孝乾对父亲宣布:“组织决定,你从现在起完全脱产,并任命你为中共台北市工委委员,你还担任台北市学委会书记。由省工委和市工委双重领导,实际上以省工委领导为主。恢复钟浩东和李登辉的单线联系。李登辉正在闹退党,你去和他谈谈,最好劝他不要退。”父亲去找李登辉,无论怎么劝,他都非退不可。父亲向蔡孝乾汇报后,蔡孝乾同意了李登辉退党的请求。

    此后,父亲向蔡孝乾提出要去打游击。但台湾实在太小,打游击很不现实。后来,他去过阿里山、玉山等地,可是地域实在狭窄,藏一两个人可以,要藏一支部队就很难了,只得作罢。

    父亲与母亲

    之后,父亲又被调到基隆,在那里他碰到了我母亲。他的朋友和母亲住的地方共用一个天井,母亲当时抱着叔公家的孩子。叔公高苍雄是位医生。父亲对朋友说:“这个医生的太太给人印象很好。”那位朋友说:“这是医生的侄女,还没有婆家呢,我叫来你们谈谈。”父亲见母亲谈吐大方,性格开朗,说话实在,他在台湾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他马上就说:“我很喜欢你,可是我家里很穷。”

    母亲说:“穷没有关系,你有这个学历很不简单。我信得过你。”接着,他们互相提了条件。父亲说:“我走到哪儿,你能跟着到哪儿就行。”母亲的条件是:“我的父亲在济南卖茶叶,在那里去世,我要你取回他的骨灰。你能答应我吗?”父亲说:“此事一定能办到,但是要有一些时间。”

    两人心意相通,母亲带父亲去见了叔公。叔公记得外公的嘱托,一定要母亲婚姻自主。但是,他又担心母亲受苦,就对父亲提了一个要求:“保证即使你一年没有工作也能生活。”父亲家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因为母亲家只有她一个女孩。于是,父亲说:“以后生的男孩可以有一个姓高。”这句话把曾外婆感动得抱着父亲连声说:“好孙婿!好孙婿!”结果,我们家只有我弟弟一个男孩,父亲没有让他姓高。只让我大妹妹姓了高,可是,上学时又姓了詹,高姓成了小名。父亲在这事上说话没有算数。

    蔡孝乾看见母亲虽然像是漂亮的富家小姐,可是处事稳重、踏实、可靠、节俭,就主动批准父母结婚了。1949119日,父母举办了婚礼。母亲家陪嫁了母亲喜欢的圆角家具。婚礼极其简单,母亲没有提任何要求。

    1949年3月,蔡孝乾通知父亲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并让他带上母亲去学习学习。父母亲于54日离开台湾。

    去北京开会路过济南时,父亲顺利地拿到了外公的骨灰,可是母亲的8箱子嫁妆早已被战火给烧了。

    那次,父亲带队的七人台湾五四青年代表团,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母亲回忆说:“毛泽东的手又大又软,邓颖超的手也非常软。”开会时,母亲和郭兰英、张瑞芳在一起,不过那时她还不会讲普通话。

    开完会,他们住在中南海。有一天,丁宁阿姨看见父亲就叫“老詹”。两家人在中南海又见了面。从此,每年的五一、十一、春节两家人都在一起过。

    我父母离开台湾后,19499月,钟浩东被国民党台湾当局逮捕。19501014日,钟浩东英勇牺牲。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一书写的就是钟浩东,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好男好女》。

    蔡孝乾于19501月被捕入狱,后寻机逃脱,3个月后再次被捕,很快变节,叛变投敌,供出了台湾地下党的很多同志,有一千多人被捕,许多人被枪杀,其中包括张志忠。“张志忠在监狱里是表现最英勇的一个。”这是和他关在一个监狱,最后一个被放出来的林书扬亲口对我说的。张志忠和他夫人季沄都被枪杀了,儿子杨扬自杀,女儿得癌症去世,家里没有人了。

    那时父亲也是通缉犯。因为父亲去了大陆,就把我爷爷抓到火烧岛,蹲了几年的监狱。我曾爷爷因此精神失常。爷爷被放出来后,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到死也没有见到我父亲。

    以后,母亲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读书,在西郊万寿山湖畔的西苑。父亲被廖承志选到广播局做日语广播工作。

    1997年,我父亲第一次回台湾探亲时,去嘉义给张志忠扫了墓。

    2004年31日父亲在北京逝世。312日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题目是《台湾省籍知名社会活动家吴克泰逝世》。消息中称:“台湾省籍知名社会活动家,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原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理事,中国共产党党员吴克泰,因病于2004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他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促进海峡两岸的往来与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现在,91岁的母亲健在。

    2018年4月,我根据台湾作家蓝博洲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张志忠的侄女和侄女婿。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与程浩伯伯和丁宁阿姨的两个儿子一起去给张志忠烈士扫了墓。在场的人都哭了。我对着他的骨灰坛说:“你就把我们当成你的孩子吧。”

    几次台湾之行,我结识了很多台湾地下党员的后代,许多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难以忘怀。我和几个父辈与台湾地下党有关系的朋友,正在准备写一部有关中共台湾地下党的书,希望留下这段历史,以告慰为国捐躯的先烈。


    摘自中国好家风文集《我家的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