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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厌非:岁月悠悠话我家

    2020-09-29

     

    张厌非,19485月生于重庆。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随父工作调动全家迁京。

    19559月起,先后就读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北京师大一附中、清华附中,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学业中断;1968年年底赴山西省太谷县偏远山区落户,作为插队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后期,下放干校的母亲落实政策,允许调一个子女回京,张厌非于1974年年底告别了黄土地回京,被安排到西城电线厂当学徒,高温作业,三班倒,再经磨炼。

    19793月,蒙冤11年的父亲终于平反昭雪,子女也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张厌非先后调入国家出版局所属中国印刷公司编刊室、北京轻工业学院高教研究室、北京大学英语系及外国语学院从事报刊、杂志编辑和教学管理工作。其间,她克服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负,以顽强的毅力继续学业,圆了自己的上学梦。

     

     

    2018417日是父亲张知辛50周年忌日。我们兄妹5人齐聚北京,陪同103岁的母亲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父亲的英灵。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蒙冤离去是母亲和我们兄妹心中永远的痛。在父亲走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不论每个人的境遇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家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父亲。每当想起他,心中就会涌起无限的悲痛和深切的怀念。

    19111月,父亲出生在湖南澧县的一个农家,17岁跟随舅父共产党员雷秀江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下南洋从事教育工作,因参加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又被当局冠以宣传共产思想的罪名驱逐回国。抗战爆发后,父亲曾先后在阎宝航领导的“新生活运动总会”,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工作。1938年,阳翰笙根据周恩来指示,安排父亲进入“全国慰劳抗日将士总会”任副总干事,为支援八路军做了许多工作,并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掩护一批青年到解放区去。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失败,内战一触即发。父亲在宴别即将辗转赴解放区的郭沫若时,提出想去延安的意愿。为此周恩来亲自找父亲谈话,希望父亲继续在国统区坚持工作。时至今日,母亲对那次为总理放哨还记忆犹新。父亲认识到,完成周恩来的嘱托,留在重庆,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影响各阶层的人士反独裁、反内战,因此,毅然拒绝在国民党政府任职,遵照党的指示,与蒋一苇、陈伟芳、高明等进步青年共同创办《人物杂志》。刊物以唐太宗“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名言为办刊宗旨,借古喻今,鼓舞广大读者“积极、努力、坚定、进步”。父亲用“鲁锐”等笔名,开辟“人语”专栏,以短小精悍、尖锐犀利的笔锋,揭露、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与嘴脸。重庆解放后《人物杂志》被军管会定为“进步刊物”。

    1951年,父亲应召调往北京,停办《人物杂志》,任黄炎培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中华函授学校校长。他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全身心投入语文函授教育事业。20世纪60年代为创办“语文学习讲座”,他不辞辛劳,亲自登门邀请叶圣陶、吕叔湘、赵朴初、王力、王瑶、朱德熙、周振甫、张志公等语言文学界知名学者和老舍、丁玲、赵树理、冰心等著名作家登台授课。讲座在民族文化宫举行,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好评如潮。

    母亲何蕴之19168月出生于安徽安庆的一个名门望族。1937“卢沟桥事变”击碎了她的出国留学梦,她不得不离开北平的中法大学回到家乡。“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场绵延到了长江流域,她满怀爱国热情奔赴武汉,登上国共合作、共御外敌的大舞台。

    到武汉不久,适逢宋美龄主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招收40名学员,母亲以第10名的成绩从3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训练班的教员有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史良等。毕业后她辗转昆明、重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在抗战的烽火中与父亲结为连理。一次日机狂轰滥炸,父母的家瞬间被夷为平地。他们只好暂住重庆17号的“阎家老店”。短短的三个多月,父母亲被阎宝航夫妇为营救大批抗日志士和各界青年精英倾其所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深深震撼!

    19458月抗战胜利后,母亲协助父亲出版《人物杂志》,承担了编辑以外的全部工作。面对入不敷出的经济压力和军警特务的突然“袭击”,全家人节衣缩食;母亲一次次与敌人巧妙周旋,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检查以确保文稿的安全。

    1951年父亲携全家从重庆到北京后,母亲刻意选择了到离父亲单位很近的中国图书发行总公司工作,距家大约半小时路程。每天她和父亲都是一起走路上下班。

    和平年代的幸福

    和多数家庭严父慈母相反,我家是严母慈父。母亲对孩子要求极其严格: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要懂礼貌,见人主动打招呼,尊老爱幼;要厉行节约,不吃零食,不乱花钱……日久天长,我们都习惯成自然了。

    父亲对我们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对他提的要求我们也都欣然接受。记得小学四年级的一次作文比赛,我写的《我的爸爸》一文获奖,奖品是一个漂亮的铅笔盒。放学了,我兴奋得连蹦带跳跑回家,在饭桌上向全家人显摆。饭后,父亲让我把原文默写出来,当时我以为是日后让我念给全家人听呢!放暑假了,父亲提出要看我这学期的全部作文,只过了几天就还了我。我看到作文的每一页上都留下了父亲用红笔批改的圈圈点点。他在第一页的顶端写着:“厌儿,按修改稿抄写一遍,交给小妹照着练字。”看到这儿,我脸红了,父亲用事实教育了我,得奖不要骄傲,“同志仍须努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父母的字,无论是钢笔字还是毛笔字,两人字体不同、特色各异,用潇洒、刚劲形容均毫不为过。母亲常把“解放”前因字写得好、从未失业挂在嘴边。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妹,为反抗母亲“逼”她练字,不知戳坏了多少支钢笔。要知道20世纪50年代的物质是多么匮乏呀!我们把铅笔用到只剩下铅笔头都舍不得扔,加上个铅笔帽,用到铅芯几乎画不出道道为止。

    也许是年龄相近的小妹憋着非要超过我的那股劲儿,那个暑假她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付出终有回报,聪明的小妹从掌握字的间架结构入手,通过一笔一画的苦练,她的书法有了质的飞跃!20世纪70年代,她在担任展览馆解说员期间,成为美术字书写的佼佼者和展览版面设计的新秀。

    父亲的和蔼可亲使我们有问题都愿意向他求教,他总是循循善诱启发我们,直到我们搞懂。有时我们会因为一点儿小事跟母亲争执,只要看到父亲过来,立刻就变得悄无声息。不为别的,只为不惹父亲生气。对父亲的爱,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容更恰如其分!

    母亲的为人处世也给我们很大的影响。无论对朋友、邻居,还是同事,她都是一副菩萨心肠、真诚相助。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担任工会干部。为了帮助多子女、生活特别困难的职工,她总是不辞辛苦,下班后或节假日走家串户,我们几个也轮着帮她拎包。她把我们家舍不得吃的东西,连同省下的粮、油、布票都送出去。我还记得去李新源叔叔家的情景。一进门,真是家徒四壁,一个大炕、一个水缸、几个小板凳,7口之家的被子少得两人一床都不够。回家的路上我没说话,那时起,我理解了母亲,懂得了助人为乐是做人的本分。

    困难时期正是我们长身体的阶段,粮食定量低,油水又很少,吃不饱饭是常事。记得为了让米饭出数,要先用铁锅把生米炒熟再做饭,水放多高,饭就涨多高。虽是自欺欺人,还是饱了眼福。大姐那时在学校吃午饭,每个月仅有的1斤白面做成的7个馒头,她从不在校“独吞”,而是当宝贝带回家;聋哑学校难得一见的枣窝头,二哥也舍不得吃,回家切片烤了大家分。吃饭时,兄弟姐妹之间都是相互挟菜,相互谦让。无论吃什么,共进晚餐是一天中全家人最轻松、最快乐的时光。饭后,父亲照例伏案看书,准时收听《新闻联播》;孩子们各回各屋,做作业或看课外读物;母亲则与保姆刘妈安排家事。那个场景,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十分温馨。

    近水楼台先得月。母亲常把图书在发行前油印的样本,选择适合我们阅读的带回家来。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版的一批长篇小说: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等,当时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我们几个孩子已经在名著风靡大江南北之前先睹为快了。除此之外,家里常年订阅了《人民文学》《收获》《少年文艺》等期刊。书的海洋,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可惜所有书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成了“四旧”,这些珍贵的书籍被拉到母亲单位付之一炬。

    我们几个孩子津津乐道的事还有参加母亲单位组织的外出游玩。坐着大卡车,风呼呼地刮过,我们的兴致比叔叔阿姨们还高。动物园、植物园、十三陵、密云水库等对城里的孩子来说都是郊外。小妹年龄小,少不了被叔叔阿姨轮换着抱。因为我们懂礼貌,母亲同事都对我们赞不绝口。

    母亲单位还有不少爱好京剧的票友,经常排演一些传统剧目为职工和家属演出。我们几个喜欢热闹也常去捧场。一次,爱好京剧的母亲上台跑龙套,我们坐在前面位置,一下子就从刘妈做的鞋认出了母亲。她个子矮第一个出场,看她举着幡直走、左转,笑得我们前仰后合。正是这样的业余演出给了我们最早的京剧启蒙,《孔雀东南飞》《空城计》《三不愿意》《拾玉镯》等折子戏都是那时候看的。打那以后,只要母亲强迫我们做我们不乐意的事,我们就操着戏里的腔调:“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大、大……老爷呀!”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几个常年轮流接父母下班。估计父母快到家了,就出家门沿着他们上班的路去“迎”。一条胡同没看到,忍不住再向前走一条胡同。一发现他们的身影,我们就情不自禁狂奔过去。遇到电闪雷鸣、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我们索性带上雨伞、雨鞋直奔父母机关。

    良好的家庭环境,使我们5个孩子从小都积极上进,学习努力。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我家,尤其是父亲,他正直善良、热诚宽厚、谦逊好学的品格和过人的才华,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并潜移默化融入我们的生命。父亲对家庭的眷顾、对子女的慈爱,最好地诠释了“父爱如山”的伟大,感动并温暖了我们一生。

    大哥张攻非中学6年都在北京师大一附中就读,高三毕业听从祖国召唤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大姐张明非在北京女八中(现鲁迅中学)完成学业,1962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实现了她自幼的梦想;二哥张问非在北京第一聋哑学校就读10年,品学兼优;小妹张改非聪明、活泼,能说会写,在北京女五中表现出众。受父亲影响,除了二哥,我们4个都热爱文学。初三毕业时,学校保送我和一个男生上北京师大二附中文科班。我举棋不定,回家找父亲商议。他认为我是孩子中唯一文理全面发展的,建议我“改换门庭”,弃文从理。对父亲的尊敬和信赖使我毫不犹豫放弃了保送。通过中考,从师大一附中转到清华附中读高中。

    在我们5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大哥的经历最为独特。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家破天荒在高中生中征兵。当时,大哥和我同在一个学校,他高三毕业,我读初二。作为学生干部,他的报名,让父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除了感情上的不舍,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二哥出生11个月发高烧耳神经受损终生聋哑,大哥等同于“独子”;二是眼看毕业在即,有机会进入名牌大学深造,自愿放弃未免可惜。可是大哥为什么如此坚定,“一颗红心立志当兵”呢?我从他的自传体《命运记忆》一书中找到了答案。

    大哥7岁那年跟着父亲祭奠高明烈士英灵——

    共产党员高明医生受党的委派,在父亲创办的《人物杂志》任编委。重庆解放前夕,194992日下午,刚刚离开我家的高叔叔,被国民党特务诬陷“放火”不幸被捕,关进渣滓洞,遭受严刑拷打,坐老虎凳,被灌辣椒水,被打断双腿。面对特务的拷问:“《人物杂志》是不是共产党办的?”“张知辛是不是共产党?”高叔叔缄默不语,黎明前牺牲在特务的枪口下,年仅三十几岁。

    19491130日重庆解放,父亲带着大哥离开了喧嚣的都市,来到江北烈士墓群、高明烈士入殓的棺木前,久久地凝视、默哀、致敬!自此,大哥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知爱知恨、知善知恶的种子。

    大哥10岁那年跟着父亲看望过阎宝航伯伯——

    电视剧《英雄无名》讲述的就是英雄阎伯伯传奇的一生。希特勒进攻苏联,日军偷袭珍珠港都是阎伯伯最先获得情报报告了斯大林和罗斯福;向苏联提供的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在194588日对日宣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彻底摧毁了关东军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防御体系。东北迅速解放,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

    与英雄喝酒是多大的荣耀!大哥起身举杯一饮而尽!阎伯伯大笑,对父亲说:“这孩子长大交给我,我要培养他成为外交家。”

    经过政审和体检,大哥成了一名光荣的海军潜艇兵。我家的红漆大门挂上了“光荣军属”的牌子。在全校欢送大哥等9位学生参军的大会上,父亲作为唯一的家长代表走上主席台讲话。坐在台下聆听父亲从麦克风传出的声,我头一次感觉出那浓浓的湖南乡音。一向羞于露面的我也上台向大哥献花。

    父亲单位也为大哥举行了欢送会。身高不足17的大哥昂首挺胸,慷慨激昂,讲话掷地有声,表达了一名海军战士听从祖国召唤、用生命保家卫国的信心和决心!他的话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196275日大哥出征前的夜晚,父亲夜不能寐,在送给大哥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下了自己的心声:

    攻非我儿:在你第一次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不感到无限的依恋,也不能不感到有无限的话语嘱咐你……要认真地严格地加强思想锻炼,要刻苦、踏实地学习文化,不断地提高自己。继承和发扬解放军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把吃苦视为当然。对于任何困难都要勇敢地去迎接它并且战而胜之……

    这些寄语语重心长,感人肺腑!大哥到青岛海军潜艇舰队后,没有辜负父母亲期望,入伍一年多7次立功受奖。大哥至今珍藏着这封父亲的亲笔信,现在读来也深受教益。

    我们家的“天”塌了

    1966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家遭遇了灭顶之灾。父亲这个在旧中国与黑暗邪恶势力英勇抗争的志士,这个为新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竭尽心力、贡献了全部智慧和辛劳的建设者,在这场运动中不幸离开了们。

    父亲的突然逝去,对于相濡以沫几十年的母亲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她悲痛欲绝,4次以不同的方式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幸亏我们及时发现,一次次将她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苦雨也改变了我们5兄妹的人生轨迹。大哥从部队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的学习终止,发配到上海冶炼厂当了工人;大姐北大毕业后按照当时“四个面向”的方案,分配到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先当钳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然后到中学当语文教师;我们3个小的都是67届毕业生,别无选择,只能下到边远山区插队。

    作为“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也充当先锋。为了让我留京照顾母亲,15岁的小妹竟然背着我和母亲刺破手指写了血书给我校工宣队,要求顶替我下乡。我得知此事,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不料,小妹刚走几天,我就接到学校“所有在校生一律赴陕西插队”的通知。小妹的血白流了!我难过至极,情急之下给小妹发了电报。7天之后,我接到了小妹插队的太谷县知青办的接收函。可以去山西了,我心里多少有了些许安慰。事后我才得知,为办“接收函”,小妹竟独自踩着半尺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徒步往返了60多里山路。

    1974年年初,给母亲落实了政策,文化部允许母亲将一个子女办回京。小妹毫不犹豫地把机会让给了我。从下乡到回城,7年的时间,小妹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唯独不变的是她血浓于水的姐妹亲情!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党中央拨乱反正,父亲沉冤昭雪。1979年秋,中央统战部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父亲的老朋友、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孙起孟伯伯老泪纵横,深情地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不在了,我对你们有责任!”悲痛与感动交织在一起,我们忍不住泪如泉涌。

    有妈,我们就有家

    打倒了“四人帮”,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我们兄弟姐妹面对人生道路上的艰难困苦,都能自尊、自立、自强。

    1978年,我国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在包钢一中任教多年的大姐张明非已35岁,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克服种种困难,怀着继续学习、深造的强烈愿望,于第二年考回母校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广西高校首届教书育人名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她获得曾宪梓基金高师院校优秀教师一等奖,1214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教育部长陈至立颁发的获奖证书。

    小妹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山西师范学院读书,毕业后在太原市政府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她勇立潮头,毅然辞去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职务,投标承包了一个濒临破产的服装厂。她带领全厂职工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面向市场开拓创新,3年时间不仅扭亏为盈,而且效益连翻三番,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营佳绩。她的事迹被《中国妇女报》刊登在报刊显著的位置,受人瞩目。

    作为长子,大哥做出的成绩最令弟妹们佩服。他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取得了不凡的业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孙起孟伯伯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意识到国家拨乱反正,迫切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他将躲过“浩劫”保存完好的“语文学习讲座”讲义交给大哥整理编辑出版。大哥当时是工厂的工会干部,他专程来到北京,在叶圣陶、吕叔湘等大师的信任、支持、帮助下,每天工作16个小时,历时8个月,出色地完成了“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国内版一套7册、海外版一套4册)的编辑工作,1980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大师们一致认为这是出版史上的奇迹!

    对大哥来说,他又要返上海回到工厂。但这8个月的经历,令他终生难忘:大师们高尚的情操和人格魅力以及他们对父亲的深情厚谊和无限缅怀永远镌刻在心里,成为他日后前行的动力!

    大哥向孙伯伯辞行,孙伯伯高兴地说:“我这次真正认识了你这个攻非,你不能再在工厂,那太浪费了。”并重申“我对你有责任”。又问大哥“想做什么。”大哥想起当兵前每年大年初一早上,父亲都要带他沿街步行向交警和清洁工人拜年,告诫他“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老百姓”;想起他在1977年向中央递交为父亲平反昭雪的申诉材料时,看到上访者在陶然亭公园草坪用竹竿搭的三角窝棚心痛不已,大哥向孙伯伯表达了想干新闻“替老百姓说话”的意愿。

    1982,在孙伯伯的直接举荐并新民晚报社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的“暗中考核”后,已到不惑之年的大哥调入新民晚报社工作。尽管是半路出家,从未有过新闻工作经历,大哥凭着高度敬业和拼命三郎的精神,努力工作,大力改革,以脚踏实地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报社的中坚。他做过要闻版编辑、专刊部主任、经理部经理,他主办过新民体育,主管过职工住房,被同事评价为“一辈子干了两辈子的汉子”。针对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他把记者宋铮采写的下岗纺织女工的有关报道以《民航能不能招空嫂》为题刊登在报纸上。“空嫂”一经推出,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他推动了上海慈善基金会与《新民晚报》的联手,创建了全国第一条慈善热线,旨在救急扶困,动员社会力量,帮助贫困人家渡过难关。他把孙伯伯倡导的“温暖工程”落到实处,建立职业指导机构,指导下岗职工科学选择再就业,惠及千家万户。他在新民晚报社的20年,读者激增至185万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1995年大哥荣获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第二届中国韬奋新闻奖,10名获奖人中,大哥和人民日报社李德民以全票通过并列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115日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仪式。当大哥激动地从孙起孟伯伯手中接过奖杯、奖状,听到他深情的话语“你爸爸要是看见现在的你,该有多高兴”时,不禁潸然泪下。

    之后孙伯伯又把恢复《教育与职业》杂志的重任交给了大哥,由他担任复刊后的首任主编。他同样出色地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时隔多年,当年担任“语文学习讲座”的大师们多已作古。为使他们留下的珍贵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大哥、大姐通力合作,在“丛书”基础上重新补充修订,推出《大师教语文》(一套2册),2015年交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件事的完成又是一次对父亲最珍贵的纪念。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岁月的长河已进入21世纪。我们5兄妹也从青年走到中年,如今又相继进入了老年。虽然我们还常常为没有孝敬父亲自责,但可以郑重地告慰父亲:遵循他的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母亲苦尽甘来,90多岁高龄还外出旅行,坐高铁,乘飞机,往来于北京、太原、上海、桂林的儿女家。2016815日,母亲作为健在的唯一见证人,应邀出席了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电影《重庆村17号》新闻发布会。2017923日,母亲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阎宝航先生纪念墓碑揭幕仪式。

    现在是我陪在母亲身边。当外人向母亲讨教养生之道时,她总是回答说:“要不是儿女们个个孝顺,我也活不到今天。”每当家人团聚围坐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总会回忆起前尘往事,也更加怀念我们亲爱的父亲。抚今追昔,我们倍加珍惜否极泰来的这个家,倍加珍惜眼下安宁幸福的生活。我们向父亲庄严承诺:您的恩情,您的教诲,我们将永志不忘;您的美德,您的精神,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摘自中国好家风文集《我家的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