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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姚艳华: 追忆往事

    2020-09-28

     

    姚艳华,195612月出生。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本科毕业,高级政工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曾在北京市妇联工作。2012年退休,现任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妇联社会组织联合党支部书记、北京市家庭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她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致力于家庭美德的传播、优良家风的传承、促进家庭和谐建设,领导北京市家庭建设促进会创设了“赢在家庭”公益大讲堂,连续5年举办家庭建设高峰论坛,弘扬中华优良家风美德,并且设计、完成了多个政府专项资金购买的项目,如“家庭有礼”“隔代育儿能力提升”“家庭环保衣而再”“禁毒宣传进社区”等。


    20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北京一户普通家庭。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波澜壮阔的经历,却有许多和家人之间温存的回忆。借此机会,也将我对父母亲的思念之情聊以抒发。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就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曾听家中老人说,20世纪初期,我的爷爷姚澜霆从河北逃荒到了北京,在昌平上东廓村落脚并和奶奶结婚,先后共生养了5个孩子。我父亲排行老二。因家境贫寒,加之三年自然灾害,我爷爷在我6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当年父亲和叔叔跪在爷爷的棺材前守灵的画面,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父亲名叫姚永禄,1926年出生在昌平百善乡上东廓村。这个村落紧邻沙河机场,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冬瓜形。父亲上有大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旧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即便家里再穷,也会想方设法让男孩读书识字。父亲上了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不仅如此,还会打一手熟练的算盘。才十几岁的年纪,父亲便随着大姐到北京城里当学徒工,帮助补贴家用。

    年轻时的父亲是个标准的美男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帅呆了。178的身高,身材修长挺拔,浓眉大眼,皮肤白皙。听姑姑说,父亲年轻时长相出众,他的照片曾经被放在西单照相馆橱窗里好长时间。

    父亲喜欢京剧,年轻时扮演过许多戏剧人物,参加过花车游行,是个英俊的小生。别看父亲如此风光,却有着一副谦逊温良的性格,为人话语不多,好面子,还有点儿小清高,看不起那些没文化满口脏话的“土老赶”。

    父亲最大的特点是爱干净、家务活样样精通,还会做一手好菜,就连织毛线、缝被子都是他教我的。

    我的母亲名叫孙淑珍,出生在昌平的一户贫苦人家。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我的姥姥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中途夭折了2个。母亲在家中排行老大,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的老姨出生在50年代末期,可见姥姥的生育期长达30年之久。按照苏联的说法,可谓是一个英雄母亲。姥姥、姥爷一生贫苦,没出过远门,也没住过医院,两位老人都安安稳稳地活到了80多岁,最终在家中安详地离世。

    我的母亲没读过一天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常听她为这事儿埋怨姥姥。姥姥总是无可奈何地说:“你是老大,要帮我操持这个家呀!”因此,不识字成为母亲一生的遗憾。母亲继承了姥姥勤劳、吃苦的基因,为我们这个家操劳了大半生。

    20世纪70年代初,我父亲的单位成立了“五七连”,家中两个弟弟都大些了,母亲便积极报名,走出了家门,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洪流中。我家距离母亲的单位很远,每天母亲都坐头班车第一个到单位,直到很晚才回到家。母亲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岗位上也得以发扬光大,工作仅一年就被评为了劳动标兵,同时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母亲一生中最为骄傲的事情。退休后,母亲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佩戴上红袖标,站岗值班,特别是遇到献爱心捐款活动,她总是带头,母亲的名字也因此常居光荣榜之首。

    我便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普通家庭,整洁卫生、勤劳吃苦是我家的家风,艰苦朴素、自立自强是我家的基因。

    父亲是个干净大王

    父亲的爱干净是出了名的。虽然家境贫困,但我家永远是干净、整洁的模样,引得街坊四邻羡慕赞赏。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在家时,手上总爱拿着一块抹布,随手擦擦这儿、抹抹那儿。我家有个生铝锅,锅盖愣是让父亲擦得油亮亮的,街坊看见了就说:“你家锅盖上是不是总膏油啊?”那年头谁舍得膏油呀,都是父亲天天擦、日日擦的成果。过去家里的地都是土地,为了干净,父亲从外面捡回碎砖头,把我家的地面铺成带有图案的灰砖地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整日穿着工作服,尽管打着补丁,但却仍然保持着整洁干净。到了节假日,父亲才会换上一身带有卫生球味道的卡其布面料的衣服,裤子永远有着笔直的裤线。有一件东西是父亲身上永远少不了的,那便是手绢。我小的时候,父亲爱打扮我,给我梳个马尾,再系上个花手绢。无论是穿毛衣还是外套衫,我的胸前总要别一块小手绢。小的时候我常看到父亲从裤兜掏出手绢为弟弟们擦手,一直到他84岁去世,他还有四五块方格子手绢。至今我还收藏着两块带有他老人家体味的大手绢。

    父亲教我织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停课闹革命”,父亲也没叫我闲着,让我学着织毛线袜子。父亲给我们姐弟每人买了一双翻毛鹿皮靴子,在当时全胡同儿也没有几个人穿靴子,为了能暖和地过冬,父亲找来旧毛线让我织毛线袜子。没有毛衣针,父亲就把穿糖葫芦的竹签削成毛衣针,先教我学织一个方片,再问邻居如何加减针。在冬天来临之前,两个弟弟和我都穿上了毛袜子和新皮靴。后来我又在父亲的敦促下学会了织围脖。先买来3两小线,劈成3股,绕成球形,织成2尺宽、5尺长后,到日杂店买来一袋翠兰色的染料,把围脖放锅里煮,一条凤尾花的翠蓝色围脖就完成了。冬天围在头上甚是好看,惹得人见人夸。

    跟着妈妈做外活儿

    小弟弟出生后,妈妈便不再出去工作,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妈妈在顾家的同时,一直做外活儿补贴家用。纳鞋底、上鞋帮、做补花、糊药盒、编战备网,这些活儿我妈妈都干过。妈妈虽然没文化,但能吃苦,顽强好胜、不畏困难的特质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跟着妈妈干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做补活儿”(就是挑补绣花),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课余时间都是在“做补活儿”中度过的。最多时一个月挣到了30元,平均一个月能挣20元左右,我的上学用品、个人生活用品都是“做补活儿”挣出来的。这也练就了我做针线活的童子功,如今虽然60多岁了,但当我拿起小小的钢针,依旧戴上顶针就能锁扣眼儿、扦裤边。

    妈妈说,干什么都能有出息

    1971年年初,我上初中,那年正是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学校发展了第一批红卫兵,我遗憾地落选了。回到家迎来的是母亲一顿严厉的批评。打那以后,无论是学习还是劳动,班里的事我都干在前,不久后那光荣的红卫兵袖章就佩戴在了我的胳膊上。上初二时,年级发展团员,我成了年级女生中第一个共青团员,当我戴着团徽回到家时,母亲自豪极了,逢人便说:“我家孩子入团了!”

    也是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批初中毕业同学应征入伍,学校召开欢送大会。看着他们身穿军装,挎着军背包,心中的向往之情无以言表,我悄悄地写了一封报名当兵的申请书交给班主任。我清楚地记得班主任对我讲:“你还小呢,毕业再说吧。”初三毕业那年,由于林彪事件没有征兵。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终于等来了征女兵的信儿,我兴冲冲地跑到报名处,获知就招一个女兵,还要优先部队子女。失落的我就像个霜打的茄子。母亲却没了往日严厉的神色,反而温柔地安慰我说:“干什么都能有出息,不一定非当兵。”

    父母勤劳吃苦,使这个家绿树成荫

    我小的时候,全家人一直到处租房住,从一间到一间半再到两间。直到我上了中学,我家才分到两间像样的北房和一间自盖的厨房。我家在院子里是出了名儿的干净整洁,日子过得就同芝麻开花一般节节高。在左邻右舍中,我家第一个买了洗衣机、电视机。20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的单位在三元桥附近盖了几栋楼,我家分得一套三居室,南北通透。到了90年代初期,实行房屋购买政策,那年父亲要做一个心脏大手术,家中经济紧张,但父亲坚持说要买房。我和弟弟们一起凑够了钱,第一批申请购买,至此我家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三居室。父母一直以来的一大心愿得以实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父母先后抱上了孙子、外孙女和小孙女。我和小弟在机关工作,大弟弟两口子在国有企业工作。母亲常说:“我家没有下岗的、失业的,儿女工作稳定,是我们老两口儿最大的自豪,也是我们这个家最大的幸福。”

    无论是父亲的品质,还是母亲的精神,都是两位老人馈赠给我们后辈几代人最宝贵的礼物。这种言传身教,铭刻在我们的骨子里,融入我们的血液中。所有来自父亲、母亲的教诲与关怀,都成为我们子孙在生活中可以汲取力量的源泉。家庭的幸福始终滋养着我与弟弟们,如今我们接过父母的接力棒,继续将家风传承下去,守望着后辈们的成长。

    家庭的幸福与社会的进步紧密相连,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深爱着我的家,也深爱着我的祖国。

     
    摘自中国好家风文集《我家的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