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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宝丽: 不仅仅是赞美诗 ——写给天堂里的爸爸妈妈

    2020-09-27

     

    吴宝丽,中国妇女杂志社副社长兼战略发展部主任、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理事、服装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文学学士、公共管理硕士,曾任《中国妇女报》记者、编辑,《女性消费》周刊主编,中国妇女杂志社策划中心主任,战略发展部主任,爱女生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副理事长等职务,曾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

     

     此前,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关注过七夕,直到6年前那个七夕的清晨,父亲在悄无声息的睡梦中离去。

    这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某一个七夕的晚上。那时我家住在京郊工厂生活区一个带有前后小院的平房里。前院屋前是爸爸种下的一架葡萄,夏天,茂密的葡萄藤蔓从屋檐前飞架而过。七夕之夜,天清气爽,银河在天空蜿蜒流淌,银河两岸,董永挑着两个孩子与对岸的七仙女遥相凝望。爸爸拎来两个脸盆,把它们反扣在葡萄架下,他说:“你坐在脸盆上,待会鹊桥搭起,董永和七仙女相会时,你就可以听见他们的哭声了。”

    爸爸去世的七夕当夜,我站在我家11层阳台落地窗前,低头是城市璀璨闪耀的灯光,抬头仰望,却怎么也看不清银河和牛郎织女星。爸爸与妈妈会不会在天堂走散?成为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疑问和惆怅。

    父亲在母亲去世后执意要卖掉城里的房子,搬到郊县和已经退休的大姐一家一起生活。母亲去世6年后的清明节,我们陪老父亲去给母亲扫墓,突然发现父亲的嗓子哑了,大姐说可能是感冒吧,哑了有一个星期了。87岁的父亲几乎从不得病,顶多有个头疼脑热,遇到此种情况,他就自己吃上几粒阿司匹林,这次也是一样。几天后大姐打来电话,说父亲的嗓子未见好转,就带他去县医院检查。大夫发现父亲的嗓子不红不肿,连说“坏了”,让赶快去拍个胸片。胸片出来后发现肺上有肿块,大夫当即判断是肺癌。由于肿块压迫声带,所以造成了失声。得知这一结果后,我们姐仨商议先不告诉父亲,就说是重感冒引起的嗓子发炎,由于担心引起并发症,所以需要住院治疗。当晚大姐安排父亲住进了县医院。

    我是熬过了思绪万千的几天几夜之后,在一个周末,才从城里驱车去郊县医院看望老父亲的。几日不见,父亲一下子枯瘦下来,原本一直黝黑的头发和胡子也变得斑白,我抑制不住哽咽起来。父亲却打挺般地从床上坐起,伸手拍了一下我的手,哑声说道:“别哭,哭什么?”之后他竟超然地笑了,说道:“我这一辈子只有3次病得重些,一次是那年得气胸差点儿背过去,还有就是前年高烧了一次,再有就是这次。事不过三,我觉得如果我能把这次的病闯过去,我肯定能活到一百岁。”接着他还开起了玩笑:“听说县里有政策,百岁老人可以奖励一套大房子。你等着老爸再给你挣套房子回来哈。”听了父亲这番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淌。父亲似乎意识到什么,沉吟片刻依然微笑着说:“没事的,闺女,人哪有不死的呢。万一这次我闯不过去,87了,比比当年那些十几二十几岁死在战场上的战友,真的值了。”之后他就一遍一遍地讲起当年打仗的故事,一遍一遍地念叨起他战友的名字。后来大姐说,似乎冥冥中有感应,这次父亲自打住进医院,每天都要讲上几遍他和战友当年的事儿,不停地念叨他们的名字。而在讲述这些的时候,他始终面带微笑,时不时还会哑笑几声。

    父亲尽管脾气有些暴烈,却十分豁达。据说他15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也经历过不少枪林弹雨,由于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娃,在母亲夜以继日的哭诉下,他从部队“开了小差儿”,回家乡后他又当了几年民兵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乡下进了城,先是在总参做炊事员,后复员到京郊工厂做工人。临近退休时很多人劝他,可以找找原来的部队或生产队出个证明,这样或许能享受离休待遇,他却连说:“算了。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能活下来已经赚了,还争什么离休和退休呢?”

    我上大学时母亲已经退休,全家就从京郊搬回了市区的老宅。那时父母原来的工厂开始实行货币化分房,父母的工龄加起来可以一分钱不花就把原来的房子买下来。可他们觉得,父亲还有一两年也就退休了,眼下可以每天坐班车去上班,不用再占着那里的房子,不如退给厂里分给其他没房的人。就这样,按现在来说价值上百万元的房子,就被他们悄没声地交还给了厂里。

    父亲是个精湛的手艺人,瓦工、木工、漆工、钳工,样样能干,从他手里出来的“活儿”能精细到犹如机器车床做出来的一般。无论是修房顶、刷门窗,还是家里的衣橱、柜子,还有特别时髦的沙发,包括我们小时候抽的陀螺和推的铁环,以及让我在同学们面前骄傲无比的用自行车链条打造的链子枪,都是父亲的杰作。

    父亲有着与生俱来的幽默感。由于大男子思想作祟,尽管他做饭的手艺很好,但他绝不轻易下厨。有一次,他突然心血来潮要给我们做一次拔丝苹果,他端着菜锅,举着铲子,得意扬扬地说:“我能拔出好几米长的糖丝,你们就到里屋床上等着吧,一会儿我就给你们拉到床边上去。”

    父亲人到中年时掉了一颗门牙,由于一时没有凑够镶牙的钱,就只好凑合了一段时间,说起话来丝丝拉拉发着风声。同事见他就说:“老高,还不赶快把牙镶上,多难看啊?”父亲却呵呵笑着说:“这就叫‘风度’。”

    父亲一生好强、不求人,用妈妈的话说就是“屋顶上开门”。他73岁时家里翻盖房子,他看不惯别人干的活儿,亲自爬到屋顶上去指挥。就在他去世的头天晚上,我给他订了一小碗鸡蛋羹想要喂他,却被他推开,坚持用插着吊针的手颤颤巍巍地自己吃,仅仅只是几口,他已累得几乎窒息。躺下休息个把小时后,他又吃力地坐起来,把我叫到床边,拿出他永远挂在腰间的一大串钥匙,一把把地告诉我用途,那个永不离身的旧皮革书包、绿色斑驳的小铁皮箱,装着他此生的全部财富,老照片、信笺、存折……他特别叮嘱,这几个月照顾他的护工大嫂人不错,一定要给她再留2万块钱。之后他吃力地起身,摸索着下地,用手抠着墙壁一厘米一厘米地挪向卫生间,把我们要帮忙的手一一推开。当他再次抠着墙壁移回床边时,他的呼吸已细如游丝,却还硬张着嘴告诉我:“回去吧,小心开车,我要睡了。”看着平静闭上眼睛的父亲,我知道,他终于要去到天堂和母亲相会了。

    母亲原本比父亲小6岁,身体一直很硬朗,却在刚刚过了被人称为“一道坎”的73周岁时离开了我们。

    母亲去世那个晚上,大约9点半,刚和朋友谈完事情的我正在赶回自己家中的路上,突然接到二姐打来的电话,她哭着就只说了一句“妈不行了”。我立即把车掉头往父母家中赶,在十几分钟的路程中,我脑子里不停回放着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我在家中度过的一幕幕。这个国庆节应该是我自上大学二十几年来,在家与父母相伴最长的一个假期,还陪他们打了3天的麻将,吃了妈妈包的饺子、烙的馅饼、蒸的包子,没想到,这些永远成了我记忆中的“妈妈的味道”。

    那天车到楼下,我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闯进房门,二姐正搂着母亲失声痛哭,当我上去拉住母亲的手时,发现早已冰凉。母亲仅在半个小时内就匆匆走了,没有给儿女留下一丝床前守孝的机会。后来听父亲、二姐和邻居们说,妈妈那天做了3顿饭,午饭后还到楼下和邻居们聊了会儿天。因为已进秋天,回家后她又开始给父亲缝制棉衣、加厚被褥。妈妈知道二姐喜欢吃馅饼,晚上又把住在附近的二姐一家叫来吃晚饭,还为二姐装好了她第二天上班要带的饭盒。就在二姐他们离开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妈妈说她有点儿闹肚子,提前上床躺下就再也没有起来。她一生操劳,即便在离世前也没舍得在床上躺上一天半天。

    记得姥姥健在时说过,她的命硬,我母亲的命更硬。母亲原本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因姥姥只生下她一个女儿,姥爷又因抽大烟早亡,姥姥和母亲便被几代单传的姥爷家赶出了门。她们辗转落脚到城里,靠给人家帮工度日。没想到母亲的前夫也是个“短命鬼”,在母亲生下大哥大姐后不久,便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后来她带着一双儿女嫁给了我的父亲,待生下二姐和我之后,父亲对母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经常争吵不断,有时还会对母亲暴力相加。

    尽管母亲命运多舛,但或许是因袭了大户人家的严格家规和传统,她不知书却达理,勤勉又耐劳,善良且博爱。当年,姥姥年事已高,经常要看病吃药,我们4个儿女都在上学,父母的工资又微薄,家里的日子过得十分紧,但妈妈经常告诫我们,去同学家玩,只要看到人家开始摆碗筷,就一定要离开。而别人到我家串门或同学来家玩耍,妈妈却要求我们,就是自己不吃,也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

    妈妈对邻里乡亲的好,在当地被传为佳话。一次大姐从外边回来说:“街上有个疯子,裤子都掉了,还被一帮孩子追着欺负呢。”妈妈听后立刻冲了出去,呵斥走了拿疯子取笑的孩子们,把疯子引到家里为她洗澡、换洗衣服,让她吃饱了饭,才把她交给派出所警察带她回家。

    我们家住的工厂生活区外就是农村。隔壁邻居是一对六七十岁的毛姓老哥儿俩和老二的媳妇。毛大爷一辈子没有婚娶,毛二爷和毛二奶奶没有子女。那时学校里不断号召我们学雷锋做好事,大哥已去内蒙古插队,二姐打小体弱多病,所以为毛爷爷一家挑水、劈柴等活计,基本都由我和大姐承包了。母亲无论家里做了什么饭菜,总要先扒拉出一碗给毛爷爷家送去。一天晚上,爸爸上夜班去了,隔壁突然传来毛奶奶一声接一声凄厉的叫声,妈妈和大姐立即起身跑了过去,只见毛奶奶因肚子疼在炕上不停地打滚,妈妈立刻喊大姐去找村长借拖拉机,她自己从家里抱了床被子,把毛奶奶一裹,立即就和大姐上了拖拉机赶往县医院。直到第二天中午,妈妈和大姐才黑着眼圈返回家中,妈妈的胳臂上青一块紫一块。大姐说,毛奶奶得的是急性肠粘连,由于疼痛,一路上和抢救中,她都一直抓着妈妈的胳膊不松手,直到去世。

    爸爸从不求人,妈妈热衷助人,他们最喜欢唠叨的是:“求人不如求己”“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所以我们兄弟姐妹打小就非常独立。由于我是家里的“老疙瘩”(北方人把家里最小的孩子称为“老疙瘩”),受到父母还有哥姐格外的关爱甚至纵容,一点儿家务都不让我碰,于是我就跑去小伙伴家帮忙。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市重点中学,从此开始寄宿生活。那时学校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是铺着草垫的大通铺,一年四季吃的是熬白菜和坚硬的窝窝头。我们女生班45名同学,只有我和另一名女生是非农户。来自农村的女孩子大多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头发上还有虮子(虱子的幼虫),没多久我头上也撒了“满天星”。学校没有澡堂,而且一个月才许回家一天。每次回家,妈妈都要用开水把我的衣服狠狠地烫上几遍。特别是毛衣煮烫晾干后一抖,虮子的尸体能哗哗地落上一地。但我心里却一直美滋滋的,因为我终于可以逃脱父母的羽翼啦。

    由于学校地处城乡接合部,学校会安排很多学工学农的劳动,还会要求上交劳动作业(作品)来换取书包文具等。每年暑假赶上麦收,我就会和农村来的同学一起跑到田里去拾麦穗,还把麦秸带回家放在水里浸泡,再把泡软的麦秸插在一个竹筒中,斜背在身后,双手翻飞,走到哪儿就把草帽辫编到哪儿。每个暑假我都可以编几十大盘草帽辫上交学校,总能在全校名列前茅。秋收的时候,我会和同学去地里挖红薯、捡花生,或者到场院通宵达旦地帮同学家剥玉米。寒假时我最喜欢窝在家里,跟母亲学着绘纸样、裁衣服或者绣花,当年大哥大姐结婚时的桌布、窗帘,都是我的作品。

    我上大学时,母亲已经退休,退休金很少,父亲的工资也不高。大哥大姐插队回城就开始结婚生子,他们的日子已很艰难,无法贴补家里。于是母亲从附近的服装厂揽回一些钉扣子、锁扣眼、锁裤边的活儿,这些也成了我周末和假期中的“副业”。从大二开始,我在附近一所函授大学勤工俭学,负责招生和档案管理。从那时起,我就再没向家里伸手要过一分钱,甚至还时常能给妈妈塞个“红包”。

    等到我结婚生子后,由于记者职业特性,随时需要出差,孩子的父亲又在国外常驻,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国,所以儿子不到4岁就被我送进了寄宿幼儿园,后来又是寄宿小学、寄宿中学直到大学毕业后出国读研究生,在我身边的时间几乎没超过一个月。由此也锻炼了他非常独立的性格和生活能力。他在小学时放假就可以一个人待在家里,有那么一两次家里水管爆裂,他会给物业打电话报修,等我赶回家时,家里的水管已经修好了,他正汗流浃背地拿着小笤帚清扫地板呢。如果周末我带他去商场购物,他也总是抢着拎东西,甚至几个大包都他一人扛,俨然一个小男子汉。

    父母是我们年少时绝对的偶像和权威,他们用无私的爱为我们营造人生起航的温暖港湾,他们的品格和风范也能照见我们自己未来的样子。但是,受制于时代或陈规旧俗,我们的父母也曾经给我们的成长带来过阴影和创伤,比如我父亲的大男子主义,他对妈妈施加暴力。妈妈为了惩戒父亲,哭诉着让我改了姓氏,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自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我想今天的我们,不仅有能力做更好的自己,也应该有能力做更好的父母。

    在儿子上中学时,我和他父亲发生了情感危机,经过两年多的反复交流和沟通,仍感到无法将婚姻再维系下去。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决定趁周末儿子回家时征求他的意见。我对儿子说:“我和你爸爸打算分开来过。”儿子歪着头问:“你们是离婚吗?”我说:“是的,你同意吗?”他说:“不同意。”我问:“为什么?”儿子说:“我们有个同学的爸爸妈妈离婚后就不要他了,你们离婚后肯定也会不要我的。”儿子的话让我心酸,但我还是平静地对他说:“不会的。爸爸妈妈今后会加倍爱你啊。”

    在和儿子他爸平静分手后,我们长谈了一次,共同约定,我不会拒绝他回来看儿子,而且希望他常回来看看。由于他在儿子年幼时就长期在国外工作,和孩子有很大的隔阂。开始一段时间,儿子一听说他爸要回来看他就拼命反对,甚至躲出去回避与他爸相见。于是我反复做儿子工作,告诉他爸爸妈妈分手,不是因为爸爸的错,并且告诉他爸爸一个人在外生活的艰难和不易,儿子逐渐转变了对他爸爸的态度。

    后来的几年,儿子他爸回国创业成立了外贸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对我和儿子的资助依然十分慷慨,但我们的共识是:要让儿子知道,一个人的本事不在外,而在于内心的强大和丰富;未来的一切不是靠父母,而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直到中学时,儿子的衣服鞋子大多还是穿他父亲和表哥穿过的。有一次儿子回家对我说:“我们同学都说我穿得像个老男人。”大笑过后我告诉他,这会让你显得很成熟,也让你显得独一无二啊。儿子大学时有一次借我的车开去了学校,他爸得知后把我和儿子都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他说,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学生就应该坐公交车。尽管儿子对我说,学校里停满了其他同学家的跑车豪车,很多同学还天天开车往返学校和家之间,连住校都不肯。但那以后,儿子再也没有开车去过学校。

    儿子大学毕业后提出要去国外读研,我们觉得可以让他多看看外边的世界,丰富人生阅历,开拓国际视野,都表示非常支持,但出国考试和各种手续必须由他自己完成。结果从作品制作、学校申请、托福考试到护照签证等,儿子的确没让我们操过一点儿心。

    转眼3年多过去了,儿子研究生毕业,很快找到了工作,开始打工。今年暑期,我和两个姐姐去美国看望儿子,出发前儿子多次发视频向我们介绍旅行路线、文化习俗,叮嘱各类注意事项,极为细致和暖心。在美旅行时,儿子既当翻译又当导游,还当司机,却没有一丝抱怨。我发现,在与儿子合租的室友当中,儿子也是个“大家长”,无论是和房东签订租房合同,还是做饭、清理房间,甚至院子里的草坪修剪、花卉种植,大多都由儿子来负责,而他始终乐此不疲。看着成熟、沉稳、干练的儿子,我的心里格外踏实。作为一个母亲,我尽了力,不敢给自己打满分,至少也应该得90分吧。

      

     摘自中国好家风文集《我家的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