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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晓环: 我的小脚奶奶

    2020-09-26

     

     

    苏晓环,1951年生于北京。在北京读小学、初中,北京91中学67届初中生。196812月由学校分配去山西省五台县茹村公社插队,插队后期做过小学教师。1971年经县知青办分配到县综合商店做售货员。1977年转河北省涿州农机厂维修车间当工人。1979年起在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做 [现为全国妇联网信信息传播中心(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 编辑,负责小说、历史等栏目,后为副编审。期间于198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至1988年毕业,获学士证书。2002年提前退休,退休后从事家务,养病至今。


    年过花甲之后,每每注视镜子里的我,觉得自己长得越来越像我奶奶了。过去我觉得我们一点儿也不像,难道遗传基因是慢慢显现的?

    奶奶和我的区别是小脚和大脚。

    奶奶是个骨架较大、双脚很小的北方妇女。她和她的婆婆都没躲过缠足的厄运。奶奶1904年出生,可能因为居住在封闭的北方农村,所以1912年中华民国禁止妇女缠足后,她没有放脚,就这样迈着小脚蹒跚地走完人生之路。其间艰难和苦楚只有她懂得。

    我是奶奶带大的。她在我出生的第17天,变卖了老家所有财物,到北京来给独生儿子带孙女。现在算算,她那时只有47岁,可是因为梳着髻儿,穿着那种斜襟的布衣服,宽大的布裤子,加上一双走路吃力的小脚,就是个老太太的模样。

    在我们一起生活的30多年里,我竟然没有问过她的身世。只记得小时候听她讲一些民间传说;只知道她一直在寻找“土改”后失散的两个弟弟,瞒着妈妈让我帮她写信;虽然她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可是说话却会冒出一些成语……关于她的这些记忆,随着她的离去已无从寻找答案。我后悔对她了解太少,在很长时间里,在我自己没变成老年人之前,我从未探究过她的人生,没有试图寻找关于她的任何答案。一个最疼我最爱我的亲人,变成了我生活中毫无记载的过客。

    感谢这本书给了我重新整理和搜寻关于奶奶的记忆的理由。

    我从父亲留下的回忆里,找到很少的关于奶奶的纪录片段,让我稍微知道了一点儿她的过往。

    我的老家算是内蒙古。爷爷的爷爷从山东逃荒出来,落户到当时的热河省。最初他在乡下务农,后来带着曾祖父在镇上开了一家粮铺(碾米、磨面)。粮铺曾经兴旺了一阵子,提起王家粮铺,远近都知道。那段时间家境比较好,曾祖父在镇上盖了11间住宅,正房5间,厢房6间,房子是土坯砌的,房顶的椽子是明的,有彩绘。曾祖父和曾祖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娶了高丽板大户张家的姑娘,就是我奶奶。二儿子娶了当地名中医张瑾家的姑娘。那时候结亲讲究门当户对,如果家境不好,是攀不上这两门亲事的。

    奶奶娘家姓张,是新起的地主,有不少土地。除下洼外,在王子庙和开鲁县的西扎兰营子还有两处窝铺,王子庙有土地40多顷,开鲁有土地20多顷,都是雇农民开荒种地。奶奶嫁给爷爷后,日子过得还可以。奶奶生了3个男孩,前两个都患脐带风早夭,到我父亲出生,为了让他能活下来,就认树为父母,父亲乳名也叫树。父亲一直称呼他的父亲为叔,称呼母亲为婶。

    父亲小时候,爷爷经常不在家,那时有了机器磨面,曾祖父的粮铺破产了。爷爷只好买些药材去开鲁县行医,一去杳无音信。父亲时常跟着奶奶在张家,张家院里有一个很大的打谷场,夏天的夜晚,人们喜欢到那里纳凉。有一块平平的大石头能坐得下四五个人。幼时的父亲,常枕在奶奶腿上仰望夜空,奶奶告诉他哪个是牛郎星,哪个是织女星,哪个是北斗星,哪个是南斗星,哪个是水瓶星,并说水瓶星大头朝下,就是要下雨了。还有一些密集在一起的小星星,叫八宝琉璃井,说本来是8个,王母娘娘脚大,去打水时,踩掉了一个。夜空宁静,只有蝙蝠飞来飞去。

    那些年,东北时局动荡,老百姓生活很不安定。多数时间,奶奶带着父亲住在婆家。曾祖父的粮铺破产后,在家乡做点儿小买卖,卖些烟酒之类。家里是曾祖母持家。曾祖母出身农家,个子大,虽然也是小脚,但从小干活儿,身体强壮,只是不会做针线。曾祖父和爷爷都出去做事,家里的重活儿主要是她承担。每年喂一头猪,喂几只鸡,猪要过年才杀。杀猪那天,用血脖子肉炖一锅白菜、粉条,全家饱餐一顿。剩下的肉,过年吃一半,留下一半腌成腊肉,留着下半年吃。后来,我父亲一直喜欢吃腊肉,每到餐馆必点炒腊肉,可能就是挥之不去的童年口味。曾祖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一生经历很多磨难:1933年,曾祖父去世;1936年,她的儿子(我爷爷)去世;1942年,她的二儿媳妇和两个女儿因患肺病无钱医治,相继离开人间。但她没有被生活击垮,照样迈着她的小脚东奔西走。

    我奶奶并不输于她的婆婆。曾祖父去世后不久,日军占领了下洼镇,全家只好向沙窝一户本家迁移,沿途全是沙漠,这家院子周围也是沙漠,院子里泥土房。到达当晚就遭土匪抢劫。家里虽无贵重物品,但还是有些衣物、首饰,这些东西都是我奶奶穿上男人的衣服,跑到城里取回来的。路上要过叫来河,叫来河的河床很深,她从岸上滑下去,爬上来,冒着生命危险进了城,居然从城里背着东西出来。家里人和亲戚们都大为惊讶,说她胆子太大了。而且她是小脚啊!后来,感到这里也不安生,奶奶便带着父亲又回了娘家。

    “九一八”事变后,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义勇救国军曾在开鲁县驻扎整编,爷爷参加了军队,并随军入关。入关后不知为什么他又离开了军队。他在北平住了一阵子,1935年,经开鲁县回到了下洼镇。爷爷读过私塾,会写字,还懂点儿中医,又做过生意,回来后被推举担任了镇商务会长。商人们出钱,支持反满抗日的军队,这是一件极秘密的事。商人们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但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了,就会有杀身之祸。在这一段时间,爷爷经常冒雨去商会开会,或在家里商量事情,他整日疲劳,逐渐憔悴,不久就病倒了。请来中医医治无效,很快就死了,死时只有30岁。

    奶奶很刚强,没有像一般农村妇女那样哭天喊地,而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强忍着悲痛。爷爷属少亡,丧事不能大办,也不能进祖坟,很快就出殡了。出殡时,父亲蒙着一只眼,打引魂幡、磕头、摔盆……听人摆布。奶奶对父亲说:“还是叫一声爹吧!”我父亲就叫了一声:“爹!”还念叨:“西南大路,甜处安身,苦处使钱。”爷爷葬在下洼镇南边的一个地角上。父亲离开下洼镇以前,每年都去上坟。后来父亲由他的叔叔供读书。世道多变,两党征战,他在学校里随着老师和同学,吸纳着外界传来的纷乱的信息与知识,后来终于跟着同学们报考了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大学,离开了家乡。奶奶就独自守着家盼儿归。

    1951年秋天,奶奶终于等来父亲的信,知道她有了儿媳妇,还有了孙女。可以想到她心里是多么高兴。奶奶变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坐上火车,来到北京,从此与我们相伴,不再孤单。我听母亲说过,父亲是独子,奶奶来了,大家只能一起过。我的姥姥也年轻守寡,独自在家,但是奶奶来了,姥姥就不能来了。母亲和奶奶相处还好。奶奶说:“你妈在钱上从来没小气过。”该给奶奶花的钱,母亲从不吝啬。奶奶多能干呀,她为这个家,为我们,倾尽了全部的爱。她迈着那双小脚,每日不停地买菜、做饭、哄孩子。我们小时候,日子清苦,家里的活儿也多。记得奶奶说过,有一次买菜没钱了,她去上厕所,居然捡到1毛钱,买菜做了饭。那时候奶奶还年轻啊,她像一个包打天下的好汉,带大了我们4个孙辈儿,还见到了3个重孙。

    因为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对她的生活习惯还留有印象。她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上衣是大襟盘扣,裤子很肥裤腰很宽,裤脚处打上绑腿。因为是小脚,鞋子也靠自己做。鞋子做起来比较复杂,先要打袼褙,用面熬成稀面糊,把面糊刷在切菜板反面,再把家里的碎布、旧布依次贴在上面,贴好几层,然后放到通风处慢慢晾干,揭下来,比着纸样画出一个个鞋底,剪下来,粘到一起。纳鞋底的麻绳也是自己搓,把细细长长的麻叶放到小腿上,吐点儿唾沫,用手搓上劲儿,绞成麻线,用麻线来纳鞋底。我还跟奶奶学过纳鞋底。鞋面也是用纸样在袼褙上画下来,剪下来,粘上新布。那时候商店里也能遇到卖小脚鞋的,甚至还有小脚皮鞋,逢到过年过节,我给奶奶买过。

    现在我们每天锻炼,还要用计步器,算算自己是否达标。奶奶那时候每天“脚不沾地”忙一天,虽说是小脚,可是不知道要走多少路。奶奶每天晚上洗脚后,都要用一根钢针,一下一下地拨脚底的老茧。她的脚变了形,十分难看。我每天看,最后看得习惯了。后来工作中读到关于女人缠足的历史,看到那些缠足美女的照片,我却觉得惨不忍睹。奶奶每天用篦子梳头发,然后揽到脑后系紧,向上弯起,别上一个黑色的椭圆形发卡。后来我到农村插队,村里有个姑娘头发又黑又多又长,我问她怎么洗头?她说就用篦子每天梳头。

    小时候听奶奶讲故事,很多故事里只记得一个。说有个皇帝把60岁以上的老人都杀了,有个小伙子舍不得杀他妈,就偷偷把他妈藏了起来。有一年不知是遭到什么天灾,皇帝没办法了,征求民意。小伙子回家问他妈,老太太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小伙子去找皇帝报告了这个方法,救了大家。后来皇帝问起,他不得不说是母亲教的。皇帝此后就不再杀老人了。后来我想,奶奶是教我要尊重老人,老人是个宝。奶奶不识字,记得我小时候有扫盲班,不识字的人都要去。奶奶也去过,学来学去连自己名字也没学会写。但是奶奶说话常带出些成语,印象最深的是,“外面刮风”她就说“暴土狼烟”,她总说“我忙得不亦乐乎”。邻居有个同龄女孩说,苏奶奶净说成语。

    与奶奶相伴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如何不容易!我自然而然地吃她做的饭,看她打扫卫生,等着她去商店买菜,习惯了她从早忙到晚。20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我们住的宿舍楼前每家分得一小块土地,奶奶用小脚蹬着铁锹翻地,轮流种过红薯、麦子、玉米,还在宿舍楼附近的桑树林里养鸡、鸭子。记得弟弟总是吃不饱,饭后偷偷躲在厨房门后,奶奶就把她的半个馒头留给弟弟。有一次我看到了,呵斥过弟弟。但是男孩子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奶奶于心不忍。我们小时候淘气,有一次围着校园里一个喷水池的池边追跑,奶奶吓坏了,怕我们掉下去,回家气得大哭。我上学时,学校离家很近,常有同学来家里玩,奶奶就给她们做吃的。老年后同学聚会,一些小学甚至中学的同学都说记得我奶奶。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很早就受到冲击,我心里也很受打击,一直住在学校和同学在一起,很少回家。不知道奶奶那时候是怎么挨过去的。记得她到学校给我送过粽子,劝我说“回家吧”。可我受不了父亲被批斗的样子,不愿回家。196812月,我去山西插队。因为从小和奶奶同睡一张床,这让我和她的分离变得特别难过。奶奶和全家人到火车站送我,我哭得稀里哗啦,奶奶没掉一滴眼泪。我去插队的第二天,父亲不知何故又被关进牛棚,白天和几个“黑帮”在机关大院里扫地,晚上也不能回家。我回家探亲时,才知道父亲被关起来了。过去父亲不抽烟,现在也要家里送烟去。妈妈不好出面,奶奶就去送烟。

    奶奶同时遭到儿子被关、孙女下乡两件事的打击,她心里一定非常难过和害怕,但是她能和谁说呢?我回山西后,有一天她去街上买菜,跟她很熟的售货员问她,老太太,孙女不在家了想不想啊?奶奶的眼圈马上红了。售货员赶紧说,没事,没事,孙女过几天就回来啦。

    1969年,全家搬到石家庄干校,住在北高基村老乡家里。从村子到有公交车的地方很远。年底,我患急性肝炎回家养病,奶奶迈着一双小脚,领着我妹妹,走到8里地外的赵林铺大集去给我买了一只鸡!后来奶奶在干校突发青光眼,头疼难忍,没有治疗,一只眼睛很快就失明了。我一直认为,奶奶的青光眼和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担惊受怕的日子有关。因为怕另一只眼睛也失明,父亲的同事介绍我奶奶去北京找个老中医诊治。冬天我回家探亲,和小弟弟带着奶奶回到北京,借住在邻居家,一同带着奶奶挤公交车去看病。经过针灸治疗,总算保住了另一只眼睛。

    1973年,父亲恢复工作,全家搬回北京。我也于1977年从山西调到河北涿州,1979年调回北京。离家11年后,又跟奶奶住在一起了。之后的岁月,奶奶看着我们4个孙辈结婚生子,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她的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

    奶奶喜欢上了聊天,我家住在一楼的时候,她经常站在凉台里,同外面的人们打招呼,说闲话。后来搬家住在四层,没有电梯,奶奶的小脚和年龄成了她与外界交往的障碍,她基本上就不能下楼了。那时候我们都忙着自己家的事,父母还在上班,她每天一个人守在家里,不知道有多闷。而我忽视了对奶奶的关心。那几年她的身体慢慢衰弱了,走路要扶着墙。她一不舒服,就要我们给她买点儿中成药,石斛夜光丸、龙胆泻肝丸。奶奶去世后,我才在媒体上看到,龙胆泻肝丸对肾不好,奶奶最后尿血,不知道是否与她经常吃这种药有关。

     

     

    用现在的话说,奶奶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她出生在东北大地,在首都北京去世。在这段并不算远的行程中,她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为家庭倾尽心力,付出所有。我想每个母亲每个祖母都会有这样的人生,但是奶奶是最后一代小脚女人,缠足让她的人生旅途崎岖不平,艰辛坎坷,好难!我永远不想再看那样的脚。我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最想念的是奶奶,有一次梦见她,哭得枕头湿了一片。我不敢想我失去奶奶会怎样。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奶奶离开我们时,我平静地接受了一切,我的生活照旧。只是在很多年里,我一直不敢写关于她的文字。现在,我竟然也可以写了。她去世时留下几件很普通的银首饰,妈妈分给我们做纪念。这是奶奶毕生财产,我视为珍宝。


    摘自中国好家风文集《我家的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