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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匡文立:家无美食

    2020-09-19

     

    匡文立,没下过乡,没当过兵,没进过厂。阅历无足道。选择了写字生涯,只此一技,别无他能。主业一是文学,二是女性研究。

    有小说、散文、随笔及其他各类作品及女性研究文字见诸多种报刊。中短篇小说结集为《昨夜西风》《白刺》;散文随笔结集为《姐妹散文》《废墟的清梦》等。策划、主编《第二种真实——女性启示录》丛书一套,执笔写作其中《铜镜中的佳人》长篇文化随笔一部。

    小说散文作品多次获各级优秀文学作品奖;散文《历史与女人》获《中华文学选刊》首届优秀作品奖。部分作品分别收入《二十世纪华人女作家经典文库》《当代名家最新随笔精华》《欲休还说——当代中国女作家随笔新作》《1998中国最佳散文》《1998中国最佳随笔》《2000中国散文精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选》《名人文化游记》等选本。

    就职兰州市文联,兼职《中国妇女》杂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当年,在家里吃着母亲做的饭菜,我和姐姐文留总不由得相视而笑,感叹说:“凭妈妈这两下子,真想不出当年如何能把我们喂大……”

    这是说,母亲的治厨能力实在让人不好恭维。而母亲的风格往往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基调,我们家的风格或基调便是:书香有余,美食难得。

    可能与父母皆是书生有关,我们家对“过日子”这件事,虽不乏情致,终是有点敷衍马虎的劲儿。诸般生活项目中,最捉襟见肘的,则当然首推那最基本也最大量的一日三餐的料理。

    在自己长大以后,我时常会疑心,在我们这个家庭缔建之初,也即只有父母尚无我们姐妹的日子里,父母是否压根儿就没考虑过,未来漫长岁月中,全家要“怎样吃饭”这宗民生首要大计。想来,那时的父母,该是以一种青春心情,大而化之地忽略了它,或许潜意识里还持有一份将柴米油盐视为“俗务”的轻蔑。更可能,最根本的是,两个人的生活怎么都容易打发,无非买点儿熟食下下小馆,要不就随便烧点什么玩玩,小孩子过家家似的。总之,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显然都无意为我们的降临预先操练些灶台功夫,哪怕是一招两式。

    待到姐姐和我相继闯入世界,就一个家庭而言,应当是空灵的生活向实质化转型的契机了。可惜,父母分明又一次放过了人生的这一提醒,宁愿选择不断应变的短期行为,典型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我们幼年时代,大学里设有不错的食堂,父母便搭伙于斯,一家大大小小听着铃声,集体去到食堂的大圆桌边排排坐。伙食真的很丰富,通常不少于四五样菜品,最便利的是,对教授有照顾,父亲可以预约点餐,各种小炒甚至火锅,那种烧炭的铜火锅,浓汤做底,爱涮什么涮什么。

    然而渐渐地,食堂回归本色,真正只有大锅饭了。天天都是那味道,实在难以持久。于是,退了食堂,回家请保姆理炊。保姆的操作,固然比大食堂精细,却有一个巨大的限制:人家不是专业厨师,只会几样家常饭菜,会做什么,你就得吃什么。在这个阶段,家里的“食”虽然不能算很差,但“美”却是无从说起的。

    这样,就到了食堂愈加草率,彻底没法再靠,保姆也不能再请的时代,全家4口人对着突然呈现出质感和重量的锅碗瓢盆,难免很是面面相觑,有点儿不知所措。

    自然,母亲作为主妇,不能不硬着头皮,表现出义不容辞的勇敢,同时也开始了我和姐姐总是羡慕别人家餐桌的尴尬历史。即便“别人家的餐桌”通常是一些消费极低、真正粗茶淡饭的餐桌,在我们的眼中,也具备自家无法企及的香滋辣味。

    必须说说母亲其人。母亲少年求学东洋,此后,执教之暇还要写上几笔诗文,更奇特的是,母亲似乎天生的,对口腹之欲既乏兴致又少欲望。自己不贪恋美食,掌灶的勉为其难情状,不说也知。母亲对做饭投入的心力精力,历来是能省则省,一切一切,唯简便易行为要旨。

    我们家便自创了一套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菜系,形成了开销不菲、诱惑力极小的饮食风格。主食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大米。这也并非父母怀恋故乡风味,拒绝适应西北独领风骚的面食,主要原因是摆弄面团需要时间和技术,和和蒸蒸,那过程何其复杂?擀擀切切,那动作又何其玄妙?哪里比得上横横竖竖一把米,水放少了,称干饭;水放多了,称稀粥,永无露怯的机会。

    副食呢,煎炒烹炸固然各有章法,说法无定法,又何尝不可?好在父母皆是五四以后开明世风熏陶出的新派知识分子,又渡过东洋走过南北,味蕾早练出了无地域甚至无国界的随和大度。

    常说“艺高人胆大”,实际上,更胆大的,倒是干脆没有那个“艺”。母亲对所有菜肴,一概凭着感觉洒脱处理,母亲的锅子里,可以综汇一切能够称为“副食品”的物质,点缀以任何顺手的配料调料。在我们家,菜肴的成品,始终是丰富内容和混乱形式的神秘结合,任凭食材百性百味百色百香,全都乖乖地被母亲搅作了一团无差别境界。

    我家自知谈不起“饮食文化”可操作性的这个层面,便尽力弘扬其中很有精神含量、充满“美学”的那个层面。我家的饭菜,惯常是中西日俄大串联的风味花样,有所谓的寿司、东北熬菜、俄式浓汤、法式炸排……感觉五胡十六国的斑斓,每一样还伴随着相应的典故和故事。

    赋予饮食某个名目,再加上典故或故事,确实有助于增加动人度,只是,未必真的能撩拨起食欲。我家的“多国”饮食,说穿了,差不多都是同一种味道,切实吃进嘴里,免不了其中的“文化”悠悠出壳,与它的载体两相分离。

    父母对食材兼收并蓄的大胆创新,显然多半是劳民伤财之举,其可靠证明是,在我们家里,人人都缺少好食欲、好饭量。在吃配给口粮、买粮凭“粮本”,许多人家粮食颇感匮乏的年月,我家也是月月都有大把盈余,可以增援给求助者。父母拥有了不少友好同事和一拨统称“劳动人民”的真挚朋友。

    凑凑合合做饭,也还是不能顿顿都有保证。不如说,全家人有如温饱线上的主儿,吃了上顿愁下顿,是家中一大寻常忧患。

    “快餐”意识,很自然地在我家自发地超前产生。那时候,市面上几乎没有“半成品”一说,要想彻底吃现成,只有罐头熟食糕点,再就是用饭盒去饭馆买菜回来。这类吃法,肯定既不经济也欠科学,费钱还不可口。却也肯定最适宜救急救难,使人立获解脱。很多年中,全家出动,去饭馆里混,是我们家一桩日常景观。

    长大以后,我和姐姐曾经试图使家中饮食格局发生点儿变化。我们想,那该是一个营养结构完美、色香味充实的新思维。按理说,只要肯实践,总会有收获,“新思维”终将在时间中成熟。

    无奈父母对“美食”并不像我们这般热心,二老对人生万事,基础观念乃是一个“顺其自然”,又怎么会对生活细事有什么刻意追求?

    那些年,公宴私宴会议宴时有,父母用过了,观感只集中于到时往桌边一坐的百不经心,我们问及是否品尝什么名特佳肴,父母竟懵懵然全无印象。

    我们终于明白了“存在即合理”。

    不容易推究,父母对美食的淡然,是不擅庖厨的结果,抑或其实正是它的原因。总之,父母无意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正如无意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

    也可能,饮食原本不独立于整体的人生品格之外,而恰恰是这品格的有机构成。

    在父母远去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懂了,父母的人生品格,有一层根深蒂固的底色,叫淡泊。

     

     

    摘自中国好家风文集《我家的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