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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蒙曼:我和我的祖国, 像海和浪花一朵

    2020-09-05

     

     

    蒙曼,1975年生,河北省廊坊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委员,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一、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代表。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和中国古代女性史。自2007年以来,5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武则天》《太平公主》《长恨歌》《隋文帝》《隋炀帝》,并出版相应书籍。2013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央电视台《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魅力中国城》《绿水青山看中国》《平语近人》等大型文化节目的点评嘉宾。2017年在喜马拉雅FM讲授《蒙曼品最美唐诗》,出版《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五味人生——蒙曼品最美唐诗》等书籍。

    我家的故事,是中国一个最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但它又折射着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史,它是大时代的一朵小浪花。这个故事,就从我家最年长的人——我的妈妈讲起吧。

    一、妈妈上学

    我妈妈上过两次小学一年级。第一次是1951年,她年方7岁。一年级刚刚读完,大舅出生了,姥姥姥爷让她放下学业,回家带弟弟。那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是河北一个小县城里最普通的小市民,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帽子店。在他们的观念里,女孩子念书没什么用。就这样,妈妈回家了,每天透过玻璃,看着邻居家同龄的孩子上学、放学。她还太小,并不真的理解念书的好处,但她本能地羡慕那些上学的孩子。她跑到曾经念过书的学校,问原来教过她的女老师,自己应该怎么办。老师告诉她,以后的社会需要文化,不念书不行。老师还告诉她,如果家里硬是不让她上学,她可以去找居委会,找街道。妈妈回家之后,就这样跟姥姥姥爷说了,姥姥姥爷也没有再反对。转过年来已经是1953年。再开学的时候,妈妈自己去学校报了名,重新念一年级。1965年,她考上了河北外国语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毕业以后,她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英语教师,教书育人,直到退休。

    回忆起早年读书的这段经历,妈妈总会说: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如果没有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推行的普遍性基础教育,没有管事儿的居委会,没有那个成为她榜样的女教师,她可能一辈子就困在家里,困在旧观念里了,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妈妈的故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推倒封建主义、提倡男女平等、发展全民教育的历史。从此,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大规模地进入了职业舞台。

    二、爸爸买书

    爸爸和妈妈是大学同学。爸爸生在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喜欢大学,却并不怎么喜欢自己的专业,因为他的理想是读中文,不料阴差阳错,被调剂到了外语院校。在学校里,他把课余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看小说、拉二胡、拉小提琴、练习书法,慢慢把副业变成了主业。毕业之后,他直接改行当了语文老师。

    时间走到了1977年。一声“春雷”,恢复高考,教育重新走上了正轨。祖国的春天降临,爸爸的春天也随之而来,他成了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讲文言文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带课本,因为那些诗文就在他脑子里。他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学生形容说,上课的时候,他的眼睛像汽车灯一样亮。

    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也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一大批中外经典著作相继出版,爱书的爸爸比谁都高兴。他总说,家里没什么也不能没书,有什么也不如有书,他愿意拿出微薄的工资,换成真正的精神财富。这样一来,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也就成了我们家进新书的日子。他的文学书、妈妈的英语书、我和哥哥的小人书纷至沓来,挤满了小小的、四处漏雨的房子。县城里读书人本来就少,一来二去,新华书店的店员都认识了他。每逢有新书到店,一位老店员就会用钢笔抄了书单,骑着嘎吱作响的自行车送到我家来,让我们勾选。这可是那个年代难得的VIP服务。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在为我买的一本《清诗选》付钱之后,爸爸告诉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读书取法要高。”在并不否定我选书自主权的前提下,爸爸告诉我他的经验和判断,我感谢这种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它让我不仅收获了学问,还收获了尊严。

    爸爸的故事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革故鼎新的提法,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声音、最美的表达。

    三、妈妈办英语培训

    1983年,妈妈离开中学,成为河北省平泉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她的新任务不再是教中学生,而是培训英语教师。那时候,恢复高考已经五六年了,在改革开放的大前提下,英语成了高考的必考科目。但是,十年教育断档,历史的欠账太多了。因为缺少教师,我们县大部分的乡村中学都开不了英语课了。学生用整整少一门课的成绩去跟人家比拼总分,哪里比拼得过!真正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等不到、要不来,情急之下,妈妈临危受命,从零开始,培训乡村英语教师。

    当时,平泉县一共有48个乡镇,每个乡镇抽调一人参加培训,19833月,妈妈迎来了英语教师培训班第一期的48名学员。这些学生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已经在学校教了好多年书,还有的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刚刚到乡村中学做代课教师。她需要用半年的时间教这些学员中学一年级的英语课,等这些人回去教书了,再抽调第二批学员。第二批回去教书,第一批再回来受训中学二年级的课程……以此类推,循环往复。可以想象,这样的培训有多紧张、多艰难。那时候,妈妈每天要上满8节课,回到家就累瘫在床上,连一句话都懒得说。她的牙齿露了神经,疼得要命,但是为了不耽误上课,她坚持不去医院,就拎着两只水桶走到教室里,一只装满凉水,一只是空桶。疼得受不了了,她就漱一口凉水,吐到空桶里,让神经麻痹一下,再接着讲课。台上的老师含着眼泪教,台下的学员含着眼泪学,大家都想把丢掉的岁月追回来,都想让下一代别再失去受教育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的县城,到处都在搞基建。上课的时候,妈妈指着远处的楼房对学生说,你看那楼,一节课的时间,又长了一大截,咱们也要问问自己,同样的时间,到底有多少收获呢?

    事实上,这个培训班的收获是巨大的:从1983年到1988年,妈妈的英语培训班一共办了5期,培养了240名英语教师,让每个乡镇都开了英语课,让乡村的孩子拥有了走向世界的机会。妈妈的英语培训班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脉搏一起跳动。那时候百废待兴,那时候也奋发踔厉,那个时候,大家一起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四、爸爸办职业教育

    1990年,爸爸由一所普通中学的党委书记奉调进入平泉县教委职教股,主管职业教育。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也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知道怎么办好一所普通中学。但是,办职业教育,他并没有经验。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也刚刚起步。没有校舍,没有教师,没有实习基地,当然也就没有学生。正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爸爸和他的同事们从一个废弃的养鸡场起步,建起平泉县第一所职业学校。没有专任教师,他就去工厂找老师傅,去裁缝店找老裁缝;没有实习场所,他就跑遍了全县的企业,请他们接收自己的学生去实习,去工作。到各处开会,他总要穿上职中学生裁剪的衣服,让大家知道这所学校,信任这些学生。他坚持在职业中学保留足够多的文化课,让学技术和学文化并重。那时候,好多学生都是因为成绩不好才选择职业学校,他们对文化课有畏难情绪,不愿学,不肯学。有的学生还抱怨说:在职业中学学三年,什么课都上,还不如直接跟着师傅学,出徒快,省时间。爸爸苦口婆心地跟他们讲,现在技术进步太快了,只跟着师傅,学到的永远是落后的东西,如果文化程度提高了,以后就有自我教育、继续学习的能力。他给每所职业学校都建图书馆,他总希望职业学校不仅培养工匠,更培养人——全面成长的人。

    1990年到2000年,爸爸干了10年的职业教育。这也正是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崛起的10年。19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5年,国家教委出台了关于普通中等专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1998年,国家教委发布了面向21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原则意见。与此同时,平泉县的职业学校,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爸爸的努力,和国家的努力同步。

    五、我录电视节目

    2002年,我博士毕业,到中央民族大学教书。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和爸爸妈妈一样的好老师,在专业领域精耕细作,培育桃李。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教师,我没有经验,没有威望,但我有热情,还有斗志。我知道,讲课是任何教师都要过的第一关,也是赢得职业尊严的第一步。我是一个安静的人,并没有演讲的天分,但我相信勤能补拙。每次上课之前,我掐表讲,脱稿讲,对着墙讲,对着镜子讲,对着来找我玩儿的朋友们讲,不练习三遍以上,我绝不走上讲台。就这样,我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也得到了上级教育部门的认可。我全心全意地体会着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的乐趣,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走出校园,走向大众。

    2007年,我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说:“我是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编导。我们这个节目,是想架起一座学者跟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的心里亮了一下,回答他说:“虽然我没看过你们的节目,但我认可你们的想法。”就这样,我开始在《百家讲坛》录制我最熟悉也最感兴趣的一段历史,一代女皇武则天。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将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就从那一年、那一档节目开始,我走上了一条专业研究和文化普及相结合的新路。千千万万个电视观众,不是通过大学课堂,而是通过电视屏幕,通过互联网认识了我。这十多年来,常常有人问我,在大学教书和在电视台讲课有什么区别?我会回答,在大学教书,学生是有起点的;但是,在电视台讲课,观众是零起点的。在大学教书,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专业的思想方法;但是在电视台讲课,最重要的是告诉观众一些相对客观的专业结论。在大学,你突破常识,不断创新;在电视台,你要把一代代专业人士的创新成果转变成老百姓的常识。这些结论说起来容易,可真实践起来,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呢!记得有一次,我在讲座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然后这句话就滑过去了,我接着讲起了下面的内容。回到演播室,编导问我,蒙老师,什么是“王与马,共天下”?我这才意识到,有很多专业常识,在非专业人士那里却是全新的内容,需要你去讲解的恰恰就是这些东西。记得刚刚开始讲《百家讲坛》的时候,我曾经请教过编导,怎样才能在这个舞台上把课讲好呢?编导说:“心里想着人民。”当时,我觉得这个回答有点儿“冠冕堂皇”,但实践过后,再去细想,却发现这是实实在在的至理名言。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老百姓信得过的事儿,心里不想着人民,怎么做得到呢?

    这几年,《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一系列我参加过的文化节目,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品牌。我也因为这些节目,收获了很多观众的认可。我深深地知道,不是自己有多厉害,而是自己恰好赶上了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中国从温饱走向了小康,又要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富”只是一个经济指标,“强”却需要足够的文化支撑。我们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文明就是从这个传统上成长起来,也终将沿着这个传统发扬光大。这就像一棵大树,越往上生长,就越能意识到根的重要性。本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建立已成为时代洪流,我为自己能够亲身感受、见证,也参与推动这个时代洪流而深深地自豪。

    六、兄嫂评文明家庭

    我的家,是由爸爸、妈妈、哥哥、嫂嫂、侄女和我共同构成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分在了北京和河北平泉两座城市,但我们的心总是连在一起的。哥哥和嫂嫂都是平泉市的公务员,像大多数基层公务员一样,他们任务重、压力大,每天忙忙碌碌。他们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哥哥在平泉市委宣传部工作,他提出并且实施的“理论学习教育扎根工程”被承德市委宣传部当作创新案例向河北省委宣传部推荐推广。嫂嫂在平泉市监察委工作,被承德市司法局评为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先进个人。但与此同时,他们从没忘记自己的家庭责任。爸爸妈妈退休后,随我在北京生活,每逢大的节日,北京就成了我们一家6口欢聚的地方;嫂嫂的娘家在平泉市下属的乡镇,平时的周六、周日,只要不加班,他们夫妻俩一定会回到那边的家中。4位老人操劳了一辈子,身体都变差了,这个时候,陪伴与照料就成了我们共同面对的话题。2015年,妈妈连续做了两次心脏支架手术;2018年,爸爸被确诊为肝癌,做了介入手术;2019年,爸爸又因为消化道出血再次做了手术。嫂嫂的妈妈本来就有心脏病,近年来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而嫂嫂的爸爸则做了肾结石手术。两边的老人都越来越需要照顾,于是,这几年来,两头跑就成了哥哥嫂嫂的生活常态。我爸妈几次住院,兄嫂都在医院衣不解带地全程陪伴,而嫂嫂父母的体检和常规治疗也早被兄嫂一手承包。2019年过年的时候,哥哥跟我笑说,他们家整整一年都没动过烟火。为什么呢?平时两个人都在单位吃,周末和节假日,不是在我们这边,就是在嫂子娘家那边,哪有自己在家做饭的机会呢?上有老、下有小,这是人生的苦,可也是人生的乐。每次回到父母身边,哥哥嫂嫂总是笑呵呵地干这干那,任劳任怨。他们说,把老人安顿好了,工作更有劲儿,心里更踏实,也是给下一代做个榜样。2012年,哥哥嫂嫂家被承德市妇联评为“文明家庭”;2018年,他们被河北省妇联授予河北省“最美家庭”称号;2019年,他们又被评选为全国“最美家庭”。

    在我们中国的价值体系里,个人不仅仅是个人,他(她)还是家族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个链条的上面是列祖列宗,下面是子孙后代,每个人都有把这链条串联起来的责任,这样,整个家族的链条、整个文化的链条才不会断裂。从这个角度讲,孝道不仅仅是家庭美德、家庭价值,它还是让整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特别提倡家庭美德的弘扬,提倡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我家兄嫂的孝心,也正呼应着中华民族这一历久弥新的精神脉搏。

     

    生活永远向前,我家的故事也会接着讲下去。这故事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那首我们耳熟能详的赞歌:“我和我的祖国,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旋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


    摘自中国好家风文集《我家的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