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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亲对我的“红色”教育

    许建辉

    2018-02-17

    (作者:许建辉,原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


     我是“50后”。我属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出生27天,母亲就把我扔给姥姥姥爷,自己回工作岗位去了。那时,不满3岁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忠勇的建设者。母亲追随着父亲,“时刻听从党召唤”,“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从本县到外县,从本省到外省,从地方转工业,从东北到西北……母亲越走越远,远到我4岁半以前的记忆中找不到她的身影,远到我对母爱没有感觉,因而也就没有需求更没有期待。
       但关于母亲的信息却持续不断,都是姥姥向我传达:“你娘又给咱们捎钱来了。”“你娘又给你们邮书来了。”“你娘又来信了,打听你们呢。”——姥姥说的“咱们”,包括她、我、姥爷、妹妹和表姐。妹妹和我一样从小离开父母;表姐是大姨的女儿是烈士遗腹子,和我一样从小跟着姥姥姥爷生活。母亲自从有了工资就一直按月定额往家汇款,供养着她的这些至亲这些老老小小。姥姥说的“你们”,是指我和妹妹还有表姐。我记事时表姐刚进初中妹妹刚满周岁,而母亲为我们购置的书籍,除了两本色彩鲜艳绘制精美的童话故事——《红浆果》和《怪火》——给了我的童年一片美丽的星空因而至今记忆犹新外,其余都应属“青年读物”一类:《不死的王孝和》《在烈火中永生》《把一切献给党》《革命烈士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称这些书为“大书”。姥姥常常是一边替我们“收藏”“大书”一边对我叨咕:“你娘这是栽秀才种状元呢,花钱买这么多书,摞起来快比你人都高了。”
       姥姥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母亲的确对我们寄托着殷切期望,但她不是“栽秀才”也不是“种状元”,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她把她的期望一笔一画地写在每本书的扉页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现在学好本领将来为人民服务”……认识母亲这些题词之时,就是我阅读母亲赠书的起始之日。一个二年级小学生,“大书”里还有很多字不认识,只能联系上下文连蒙带猜。读得很苦,收获很大:一连串与日月同辉的英雄名字从此镌进记忆,一个“英雄崇拜”的“红色情结”从此永驻心田。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方志敏、许云峰、江姐……革命先烈们用自己的人格与操守诠释了崇高与忠诚,用他们的人生书写了一首首壮丽奇伟的不朽诗篇。母亲以这些光辉诗篇为教材,对她的孩子进行着最严肃、最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她的孩子刚刚启程的人生铺上了一层通红的底色。有这一层“红色”垫底,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不论春夏秋冬,不论酸甜苦辣,我的生活始终充满理想的阳光,始终充满奋进的欢乐。
       难忘1967——“文革”第二年。正常情况下我该升初二了,但学校早已停课且复课无望。我就读的学校是一个面向农村招生的县城中学,学生十有八九是农家子弟。在校无书可读,生产队有工分可挣,学生们便自行陆续离校回家参加劳动去了。新成立的“校革委”接受了这个现实,顺水推舟宣布“放长假”,“开学日期不定,等待另行通知”。此令一出,偌大的校园顷刻间空空荡荡,我却一下子被晾了“干儿”:姥爷刚去世,从小栖身的“家”没有了;父亲已成“走资派”且“死不改悔”,过去没跟父母一起生活断不可能现在撞上门去。四顾茫然,感觉自己就像那些被风从墙上扯下来撕成碎片又被风驱赶着满地乱滚不知何之的大字报残骸一样。写信向母亲告急,很快得到回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修防修的群众运动。”母亲在信上说,“哪一步怎么走怎么做,毛主席都早有部署,我们只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一切行动听指挥就行了。”关于我眼前的去向,母亲说“读书是学习,劳动也是学习”,说我的同学们利用假期回乡劳动“是很切合实际的选择”,说我也应该向同学们看齐,到劳动中去锤炼思想去学习自食其力的本领。考虑到我不是农村户口因而无“乡”可回,母亲让我去找学校革委会开一封介绍信,“通过组织”把我介绍到大姨所在的村庄“当社员”。她说信上务必要说明我当社员的目的是“向贫下中农学习”,劳动是义务性质,不要工分,不参与成果分配。一切依据母亲的安排,我很快成了人民公社的一名“准社员”,待翌年“上山下乡”成洪流滚滚之势时,我已经是有着一年工龄的“知识青年”了。其间母亲不断写信,给我讲邢燕子、侯隽等前辈知青的事迹,讲扎根农村做一代新式农民的意义;还给我买了小说《李自成》和《艳阳天》,以期鞭策我的意志、坚定我的信心。在母亲的教育、鼓励下,我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和本领,3年“知青”生活,苦也吃过累也受过,却从来不灰心不气馁,日子一直过得明快而充实。
       更难忘1969——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的第3年,我应母亲之召从河北赶到甘肃,在瑟瑟秋风沉沉夕阳中见到了阔别4年的母亲。母亲住在一个“棚户区”的两间低矮平房里,晚餐是一碗高粱米饭,一碟芫荽酱拌青辣椒,饭食粗劣简单得令我惊讶——因为我不知道“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即已停发工资,每月只领取12元生活费;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的生活重负,3年来全靠母亲独力承担。而更让我惊讶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居然还在3年之内积蓄起了2000元钱!怕万一再遭抄家被没收,母亲要我来把这笔钱悄悄带走交给大姨藏好,如果父亲不能“解放”,全家人就跟着他回乡务农,这笔钱就是我们的盖房安家费。关于父亲的“错误”,母亲只告诉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母亲说,当年搞“土改”,毛主席提出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作动员时在放手发动群众后边添了一句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结果导致土改“过火”,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的错误。我听懂了母亲的意思:父亲是无辜的,他在蒙冤受屈,他是“过火”的群众运动的牺牲品。母亲点头:既是“牺牲”,就是革命需要。知道是“牺牲”,就什么都不要再问,坦然面对就是了。母亲显然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她对自己从十几岁就开始为之奋斗的信仰坚定不移。她坚信“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是为了保护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像“四清”运动一样。听到毛主席关于“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最高指示”时,母亲激动得热泪奔涌,马上想到要设法告诉我的父亲。而当时她已经很久没有他的音讯了,只风闻在甘肃与内蒙古交界处的一条山农场喂猪。我接受了向父亲传达“最高指示”的任务,按照母亲提供的线索踏上了寻找父亲的征途。一路上想象着父女久别乍见时的情景,浮上脑海的却总是许云峰含笑上刑场的英雄形象。而事实是父亲正戴着一个自制的防尘口罩在被严密监管下铡猪草,摘下口罩即对我露出满脸笑容。猪舍旁边是他的宿舍,桌上铺着图纸床上摊着书,箱子匣子什么的七七八八摆满一地。父亲解释说他正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风力发电问题,已经打报告得到批准。他说一条山是个风口,有很大的风能可资利用。他对这里的风向、风量、风速等基础问题已实地考察很久,积累了一批原始数据,期待能为国家将来的风能开发事业提供一点参考。父亲讲得兴致勃勃,我却听得心痛不已:连党籍和公职都快保不住了,父亲怎么还能有心劲去想这些!直到近半个世纪过去,当我携儿孙做“红色”自驾游途经内蒙古,看到漫山遍野的大风车钢铁巨人般凛凛挺立时,那壮观的场面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当年对风能的研究,恍惚间一下子理解了国家与民族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理解了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纯粹而忠贞的家国情怀。
       其实,对于母亲的教诲,我能即时接受并忠实执行的似乎只有上述两件事,更多的情况是要经过一个从拒绝到接受、从口服到心服的认识过程。
       1973年,父亲喜获“解放”,重新分配工作。利用他赴任前的短暂休息,全家组团回乡省亲。趁着难得一聚的欢愉,我在旅途中向母亲表达了调换工作的愿望,请她替我向父亲求援——我已经干了3年挡车工,那是纺织行业里最苦最累的活儿。母亲拦截了我的请求,观点鲜明态度坚决:“工作调动是领导考虑的问题,哪能由着个人挑肥拣瘦。”母亲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三句话离不开“党的原则”。她说我想让父亲帮的忙,实质上是让父亲去以权谋私。这种“违反原则”的事情,他们以前从来没干过,现在和将来也肯定不会干。母亲的回复让我既愤恚又懊恼。愤恚的是“干部子女”随着父亲“解放”改换工作的实例并不稀罕——不过是老同事老朋友老领导老部下之间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小事一桩,为什么偏偏我就不行!懊恼的是个人目的没达到,倒成了“怕苦怕累”的反面典型,被父母利用在石家庄中转换车的时间拉到华北烈士陵园,在父亲的革命领路人——许佩坚烈士墓前接受了一堂“整顿思想”的政治课。我心有不甘,悄悄策反了从小一起在姥姥家生活的妹妹随我脱离团队提前返程,回厂后发“愤”图强,为甩掉“怕苦怕累”的帽子,主动申请到最苦最累也最危险的“下挖工地”去,同男同胞一起打眼、放炮、抬土筐、背水泥……当时全国都在“深挖洞广积粮”,一线工人也要轮流脱产去劳动。按规定3个月为一期,我自愿6个月、9个月、12个月……一直干下去,反正只要我不主动撤退,就不会有谁来争抢这个活儿。下挖工地有广播站有宣传栏,我经常为它们写点歌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小稿件,没想到时间一长竟把自己写成了什么“人才”,被厂政工部门的领导们看中了,随即调入了宣传科“以工代干”。 我的这次工作变动赢得了母亲欣慰的目光,我想大概就因为它纯粹是“以革命的名义”以“个人服从组织”的结果,因而百分之百符合母亲所一直恪守的“党的原则”吧? 
       
    1974年,妹妹被其单位举荐为“工农兵学员”,将要进入兰州大学去读书。父亲得到消息后,以“上级领导”身份要求“立即换人”。母亲出面善后,对妹妹说父亲的“大公无私”是必须的,说他这是在“以身作则”,否则,“你爸要是让你去了,别人就会看样学样。可是名额就那么几个,都被干部子女拿去了,工人子女怎么办?”母亲的教育还真见成效,妹妹擦干眼泪接受了现实。麻烦的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妹妹要被发展入党,父亲又出面阻拦,说妹妹离党员标准还有距离,还得再培养、再考验。母亲又出面做工作,说“正因为是领导干部的孩子才更应该高标准严要求”。妹妹这一次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她愤怒地对着母亲咆哮:“人家别人有个当‘官’的爹娘就可以背靠大树,你们算什么?你们就是罩在我们头上的一团阴影!”妹妹的爆发让母亲愕然,但结局却依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当四十多年的时光把新闻变成了故事时,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最好的朋友听,朋友又把她家的故事讲给我:朋友的母亲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伍的老革命,却一辈子都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而且级别也明显比别人低一截,就因为她一辈子都在丈夫的“治下”,丈夫对她的一贯要求是“见名利就让,见困难就上”。原以为铁面无私到如我父母一样“奇葩”的人不多,没想到不远处就有他们同样“奇葩”的同志在。如今我的母亲和朋友的父亲都已远行,倘若天国相遇共话往昔,他们一定会为自己当年那些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一辈子初心不改的“奇葩”事而回眸慰笑吧?
       妹妹的遭遇,曾引起我对父母的“酷评”: “铁石心肠”“冷血动物”“残酷无情”等等,真可谓怎么“解气”怎么说。但嘴上越狠,心里越虚,因为脑海中总有两幅画面在做着强烈的反证:
       1965年春节,母亲回乡省亲。那时姥姥已经去世,姥爷也中风瘫痪一病不起。母亲在家住了半个月,就坐在炕头守了自己的老父亲半个月。她给姥爷喂饭喂水、翻身擦背、捏胳膊揉腿……假期结束,母亲恋恋不舍地走了——清早离家,近午时却又匆匆折回,进门就抱柴禾点火烧了一盆热水……母亲跪在姥爷脚头,先把姥爷双脚浸在身边的水盆里洗净,擦干,再用一把大剪刀一点点刮去脚底板的死皮,然后抱在怀里轻轻地搓呀揉呀,每个脚趾关节都细细地揉搓到。又修指甲,剪短、挫圆,用发卡抠干净每一个指甲缝……母亲一边做一边哭,泪珠一颗颗无声地滚落。姥姥去世时她未能回家奔丧,她是怕这一走与姥爷又是永别……
       1970年9月,我和妹妹刚参加工作,两人轮换着上夜班,几乎天天都要有一个行走在夜黑风高时。母亲担心我们的安全,想办法给我们一人找来一顶旧军帽,我们出门时她会亲手把帽子戴在我们头上,又亲手帮我们把两条小辫子严严实实塞进帽子里,还要一遍一遍地嘱咐我们走路要昂首挺胸迈大步,让外人看着像是个男孩子……走出好远回头再看,总能见到母亲的身影在不远处紧紧相随。
       ——多么温馨的记忆!我灵魂深处的永久收藏
       1981年,父母双双主动打报告要求提前离职,因为面对各种各样唯“钱”是举的所谓“改革”,他们已经落伍得不可救药。他们离开了职场,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老人”。母亲开始和其他老人一样,掰着手指头算计节呀、假呀,算计着儿女回家的日子。但她又和别的母亲不一样,她为儿女准备的不是山珍海味不是家长里短,而是她和父亲亲自挑选的一部部高扬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影视作品,是他们戴着老花镜从成堆成摞的历史文献中辑录的一篇篇激荡着主旋律、洋溢着正能量的文字资料——对子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成为他们离休生活的最主要内容。我们每次回到家里,都要按照父亲的原则要求、母亲的具体安排依次完成4项任务:看一部电影,听一堂党课,开一次家庭会议,还要共唱一首“红色歌曲”。放电影和讲党课是父亲的任务,家庭会议和唱歌由母亲主持。无论是听讲是开会还是看电影、唱歌,都必须严肃认真,从头至尾。记得有一次看《地道战》,表姐夫借到门外抽烟之机想开会儿“小差”,没想到父亲竟按下了播放机上的暂停键,一直等到他抽完烟回到屋里才又接着往下看。母亲常常指着她和父亲亲手编选的上述“红色教材”告诉我们:他们百年之后,这就是留给我们姐弟5人的遗产。而促使和启发他们想到“遗产”问题的,是他们原在单位的“体改”和“房改”。
       1985年,父母原在的大型国有企业被改制成股份公司,原国企领导层每个人都可以分到若干原始股份。单位派人上门办理入股手续,我父母异口同声严词拒绝:“不要!分给我们的份额请替我们还给国家。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把自己先富起来。”事后母亲挨个给孩子们打电话通报情况并严格规定:“如果有人为此事找你们做说客,无论你们中的哪一个,都不许应承!私分国有资产,那是犯罪!我们无力抵制,但立场一定要鲜明,态度一定要坚决!”
       1997年,原单位“房改”。父母都是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两个人的工龄加在一起折现,再花几千元就能把一百多平方米的现住房买下来。而父母却坚决不买,他们说“房子是国有资产,我们是国家的人,我们住一天给国家交一天房租;我们走了,房子归还国家继续姓‘公’”。事后又是母亲通过电话向孩子们做新闻发布并颁布指令:“我们不买房子,因为我们不需要私产。你们谁也不用打这套房子的主意,它是国家的,我们无权把它留给你们!”
       2003年,母亲手术住院。我们姐弟5个从四面八方汇聚一起,围随在她的身边。母亲的目光少见的满含着慈爱,逐个在我们的脸颊上抚摸了一遍,忽然很动情地对父亲说:“老许,咱们的孩子个个都好啊,思想健康,作风正派,每个人都靠自己的本事找到了一个为国效力的岗位,守责敬业,凭自己的劳动吃饭。当初咱们希望他们的,不就是这个样吗?咱们期盼的他们都做到了,咱们该知足啦!”
       2004年,母亲又一次大病初愈后,把我领到楼下盛放杂物的小房里,指着几个大木箱子,一一点数着里面的“家珍”:父亲在工农速成中学毕业时的成绩单,父亲盖有周恩来总理印鉴的任命书,从地方转工业时父亲自学化学专业的作业本,他们工作调动时的组织鉴定抄写件,父亲在最后两个单位的工作笔记,等等,等等。母亲对我说:“你在博物馆工作,你最懂得它们的价值。以后这些东西就交给你,你整理好了再交给国家。”母亲说,这些东西是他们个人成长的见证也是国家发展的见证。看了它们,就知道“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就知道鼓吹“非毛”“去毛”是在帮助敌人扼杀中华民族的灵魂,就知道无论谁骂共产党我们一家人都不能骂。“尤其是我们女人”,母亲强调,“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到现在我们还得裹了小脚扶着墙根走路呢——你还当什么‘研究员’,做梦吧。”最后,母亲说,除了这些,他们再没有什么财产留给我们。“这几年已经把以前的一点积蓄都陆续捐给了那些有良心、说真话的网站和期刊,今后的节余会随有随花,准备投在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身上。如果还有,就多交点党费。总之,入党时我们赤手空拳,离世时我们要两袖清风。”
       2005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十二正午时分,母亲在石家庄国际白求恩和平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与世长辞,享年76岁。她在这个病房里躺了7天,受尽了各种各样的“抢救”折磨,却终于没能挣脱死神的缧绁。永别日,在殡仪馆,母亲偃卧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从此年年清明断肠日,石家庄市西南角的双凤山陵园里,总有我们为母亲献上的一束鲜花、两支歌曲——《国际歌》和《东方红》。母亲是吟唱着《东方红》投奔的革命,是正用凤凰琴弹奏着《国际歌》时遽然倒在了生命终点——母亲的信仰、追求和她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全在这两支歌里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歌声随风飘送,仿佛是母亲的声音又回响在耳边:“如果一定要留下点什么,那就送你们几句话吧:‘踏踏实实工作,清清白白做人;永远不忘本,永远不变色’。”